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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俄、抵共以维护本党利益”的同志,还仅仅是采取压制的态度,对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破坏国民党纲领、立场和法统的行为,亦只予以维护与包庇。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竟以自己在党中的地位和权力,将那些为维护本党利益而揭露共产党不轨行为的本党同志,“试图清除出党”,23 甚至完全站到苏俄和中共一边,不仅按照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旨意,公开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周刊》上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声称:“替工农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我们不独要革军阀帝国主义的命,我们并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将党中所有不赞成“联俄容共”、或是揭露与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的同志,不仅统统打成“右派”,并且还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们的命”。他的幼稚病,终于走火入魔到了已经完全背离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的立场,从而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党组织以外的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了。中共之所以称他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忠实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农民运动的贴心人”等等,实是由此而来。24
  最后,则是他听命苏俄而“拥汪倒胡”等做法,实为苏俄和中共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即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和大本营代帅的胡汉民先生,一向为孙中山先生所倚重,孙后也已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领袖。然而,作为胡副手的廖仲凯先生,只因胡一向“远俄远共”,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及中共所嫉恨,于是,他便按照苏俄顾问的旨意,卖力地促成了一场“拥汪倒胡”的阴谋政变,将汪精卫 —— 这个“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权欲熏心之徒捧上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从而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败的危险深渊,并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虽尽忠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却因为幼稚而更尽忠于苏俄和中共的“最后一功。”25
第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说廖仲凯在“联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后,汪精卫发作的便是“左派”权力病。这是因为汪精卫原来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说过:“共产党徒如果掺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有危险。比如西游记上所说的,孙行者跳进了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鲍罗廷曾找他去苏俄驻华使馆,对他有心有意地说了一句“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的话,27 从此,他便在鲍罗廷的策划与廖仲凯的帮助下,不仅“取胡汉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不可了。
  汪精卫在做成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一是高喊“党要左倾”,高唱“谁是左派,我将梦寐以求之,旁徨以觅之”,从而“使整个广东上空弥漫着一股透骨的左倾气氛”,使得身为国民党党员的中共党人们,已敢公开地攻击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本身。二是推鲍罗廷为审查廖案之特别委员会最高顾问,“有党政军一切大权”,并遵循鲍罗廷“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28 这一共产专制政治的标准,按照鲍罗廷于廖案发生后第二天就拟好的名单,要逮捕胡汉民、邓泽如、邹鲁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幸得蒋介石和许崇智的竭力反对,上述诸人才免于遭难。三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二大”之际,他一方面同意国民党“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为共产党跨党分子,从而使苏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国民党“二大”(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则将“西山会议派”、29 即著名老国民党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并对倾向“西山会议派”反共立场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训令,几乎将反对苏俄及中共阴谋劫夺国民党党权的本党志士一网打尽。
  由是,鲍罗廷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汪精卫则成了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国民党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权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已大部为苏俄和中共所篡夺(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为终于将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发作成了“左派”权力病。从此,他处处秉承苏俄顾问鲍罗廷旨意,处处以中共的要求为要求。鲍罗廷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反对蒋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对蒋提议北伐;中共要进一步把“扶助工农”变成工农革命,他就处处高喊“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苏俄与中共要打倒蒋介石,他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压制、排斥和驱逐蒋介石(参见下章)。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起而护党,他已无力完成斯大林要他“惩办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中反革命的任务”时,他才在自己家中召开的国民党政治会议上,被本党会议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赴欧养病十六个月之久。此后,直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打下南半个中国,苏俄和中共唯恐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中国共产革命将“计无所出”之时,他又在苏俄和中共的阴谋策划之下赶回国中,发作了又一场更加厉害的“左派”权力病,为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新的困境和乱局(参见下章)。
第三、孙中山先生的失误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的严重历史过失
  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和他的剧然而逝、不及纠正,才为苏俄在中国施展“分阶段革命”的谋略,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政治条件。
  二、是以廖仲凯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为苏俄及中共阴谋诱变中国国民革命打下了危险的基础,为中国国民革命及其进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三、是汪精卫“左派”权力病的发作,才将中国国民革命推向了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境地,并为来日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乱源”。
  四、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留下的历史隐患中,其最具破坏力和影响力的,便是孙夫人宋庆龄对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背叛。宋因早已成为共产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因为中共对她统战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万共产党员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为中共共产革命花瓶中一支开不败的“国民党‘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实为一纸之书所难言尽。宋氏垂死之际,称自己无脸躺到孙中山先生身边,并绝不睡到中共的八宝山去,而坚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坟曝尸的“资产阶级父母”身边,其真正的内在情由,怕是她对自己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和“助共为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罪孽,终于有了觉醒所致。
  总之,国民党“左派”,即亲俄、亲共派们,不论他们患的是幼稚病还是权力病,抑或是宋庆龄的无知病,他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为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制造过极大的困境和危险,更为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立下了“丰功和伟绩”,为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共产专制复辟的艰苦斗争,和澄清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扰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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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的谎言;因此,“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党来……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切。”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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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蒋介石保卫民主革命、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革命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讳言至今。这一历史的极不公正,随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人民对蒋介石先生的认识,也就日益地在摆脱着中共种种谎言和欺骗的桎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确实已经走到了能够还蒋介石先生原貌的这一天。
  本书上卷将从本章起,在辨析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同时,兼为蒋介石先生辩。因为缺少了对他的正确认知,也就失去了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真正认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广东”、准备北伐
  应该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在为“竟辛亥之功”而艰难奋斗的十数年反复辟岁月里,盖因袁世凯、张勋能拥遗朝之兵以求公然复辟,北洋军阀能据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复辟”,地方封建军事势力则因“有枪便是草头王”而割据一方,唯革命党人无枪无炮无军队,反复辟才至于屡兴屡衰,甚至屡遭叛卖。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因痛感没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个恃武力以复辟的时代,夺取反复辟的胜利,更不能实现北伐打倒军阀的历史愿望,因而决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对复辟之武力。由是,陈炯明叛变之后,重建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装,便成为孙中山先生一心相与的重大事业。而这个重大事业的关键一步,便是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召收、训练、培养一支革命的军事力量,以期能够依靠这支力量,达成反复辟 —— 即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目标。
第一、孙中山信任、重用并寄希望于蒋介石
  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证实,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学,即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党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起,他曾“托故假归”,在上海和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设法营救了同盟会员张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与张群秘密离日,回浙江参加领导起义,并获成功。嗣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岁月里,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孙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坚持在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从事反复辟的斗争,虽然遭袁通缉,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孙中山首举“护法”旗帜,他即向孙中山先生四呈对军阀作战计划,尤其是“对北军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计划”,竟成为十年后北伐作战方略的蓝本。他的军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很大赏识。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已称:“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尤过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去世,孙亲纂祭文曰:“文与郎君介石游十年,共历艰险,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笃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当苏俄与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赴中国广西拜见孙中山先生时,孙曾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去莫斯科。”02 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先生,后来在赴俄考察中曾当面反对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公开申明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容劫夺,愤怒反击了中共留学生对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他从此视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并对苏俄“欲染指中国及其满蒙的赤色帝国主义野心”产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认识的重要基础。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陈炯明叛变,蒙难中的孙中山先生曾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立即衔命赴难。对此,孙中山先生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领共生死。”甚至称“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二万援军。”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凯捎亲笔信,谓蒋“兄能在军中多待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庄吉先生的长女国方千世就曾在回忆中说:“孙先生说过,蒋介石是可以继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孙先生病塌,为孙先生记遗嘱,后十数年竟以蒋为嫉、为敌的汪精卫,也曾一再对蒋说:“孙先生临终前,曾一再呼唤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先生决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黄埔军校创建,孙特任蒋为黄埔军校校长,以期蒋能够培训一支北伐的党军。其时,虽因廖仲凯向军校延进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06 从而使蒋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还乡。但是,孙先生对他的一再敦请,和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及国民革命的忠诚,还是使他接受了这个光荣而且重大的任命。蒋从此为培养一支革命的武装,进而用这支“专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陈独秀语)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开拓国民革命大业,底定和统一广东,直至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曾竭尽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为军校题“亲爱精诚”四字。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已称:“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所以,黄埔军校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军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师时黄埔军校已召收学生五期,共七千四百余人,为未来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军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蒋即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又建立了第三教导团,并扩充成师。是年四月正式更名为“党军”,蒋任司令。八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亲任军长。
第二、蒋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广东,被“倚为长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头目陈廉伯在英国支持下纠合武装,密谋叛乱,妄图推倒革命政府。国庆日,商团竟实行总罢市,于西关各处遍贴“打倒孙政府”的标语,并于西关各街道严密封锁交通,试图阻止广州群众及军校学生的国庆游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开枪射击游行队伍,当场打死十余人,伤百余。蒋接孙中山命令后,立即率领军校学生队赴广州,并督率其它部队,向西瓜园、太平门、普济桥一带警戒。十五日晨,商团来犯,蒋率学生军坚决还击,其它各军亦沿途夹击,遂大败商团。陈廉伯逃港,商团叛乱亦告败亡。蒋与黄埔学生军建立了保卫南方革命政权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孙中山北上,叛将陈炯明遂乘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广州政府命蒋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七旅许济部出发东征。是为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在蒋指挥下,连下东莞、石龙、常平、深圳,十四日与陈炯明血战淡水两昼夜,消灭大量叛军,克淡水后,又次第攻占平山(今惠东)、海丰、陆丰、普宁、揭阳、汕东、湖安等州县。三月二十日叛军以一万余众攻击东征军,蒋乃命何应钦率教导团及学生军死拼,并令教导二团及粤军第七旅支援,始将顽敌击退,并乘胜击溃陈炯明主力,东征军又占阿婆(今揭西)、玉华、光宁、梅县,余逆遂退至江西境内。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曾写道:“在第一次东征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报、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间,当蒋介石东征之时,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已在勾结谋叛。而当东征军底定潮、梅,进行修整之际,杨、刘因阴谋败露,遂公然叛变,武装占领广州省长公署和财政厅各机关。被迫迁往广州河南办公的大本营,急令蒋率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蒋回广州后,遂兵分三路,于龙眼洞、瘦狗岭、广九路火车站迅速击败滇桂军,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俘桂军师长陈天泰。刘、杨遂无心恋战,逃往香港,叛乱归于失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营任命蒋介石为广州卫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陈炯明叛军主力垮而未亡,仍为重大威胁,大本营命令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蒋即兵分三路向东江地区进发。在蒋指挥下,东征军一部与陈部激战三日,克惠州。东征军另一部仅以两个营的兵力,与叛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八千人激战于海丰,十月二十二日收复海丰,生俘大批敌军。东征军又一部,乃于十月二十七日与叛军一万余人激战于华阳,先为敌所困,后因蒋驱援军赶到,而击退叛军。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蒋介石终于率军收复东江,将陈炯明叛军全数消灭,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为此,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又写道:“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与电文来往频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东征期间,蒋介石在随军指挥潮、梅战斗时,因得知粤南军阀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亦已被占。蒋当机立断,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当东征军平定北江后,蒋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会攻南阳。十一月七日克阳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邓本殷退琼州。蒋即命李济深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李部遂渡海作战,琼州终克,邓本殷被消灭。
  因蒋介石上述一系列军事胜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广东”的愿望迅速达成,蒋从此被政府与民众“倚为长城”。对此,中共党魁陈独秀曾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陈独秀又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
  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蒋介石迅速底定广东,既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广东根据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为其后领导北伐打倒军阀的大业,奠定了至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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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中山舰事件”以反击苏俄僭权、限制中共篡权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后,大陆新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越来越走上了“过度美化”11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道路,但对该事件的评价,仍因中共领袖曾明言钦定,所以至今尚无人敢公开推翻中共定论。至于暗中、私下或在民间,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见”。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一、国共两党及两岸学者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领袖周恩来指“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12
  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称:“三月二十日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阴谋,完全是针对蒋先生而来的。”13
  三、一九八六年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是这样叙述“中山舰事件”的:三二零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支持下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按: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十九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十九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得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生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要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三月二十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14
  四、一九八八年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则对该事件做了另一番叙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与苏俄的态度
一、中共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州。他一面动员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妥协方针,一面对蒋进行所谓亲善访问,表明中共继续支持蒋的态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专著中亦云: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对蒋介石的这一背叛行为非但不予指责,反而表示“抱歉”,批评共产党人“太急进”,不应“包办”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共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18
  其四、该历史学家又称:进而,在六月四日,陈独秀写了三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19
二、苏俄及其顾问态度
  其一、中国大陆史书云:四月底,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回国三个月后返回广州,他主张对蒋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蒋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20
  其二、《陈立夫回忆录》称:那时(指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俄国方面也不愿意和蒋先生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国顾问(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引述: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俄驻广州领事馆,即派人拜诣蒋介石,询问中山舰事件是针对某些个别人还是针对整个中俄关系?蒋当即回答是“对人”。不久,苏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国,中俄关系仍旧。22
  其四、台湾历史学家云:俄顾问看汪精卫不行,只好弃车保帅。经过协议,给汪留点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齐集汪公馆开政治会议,其中有一项决议说:“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从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产经新闻》曾连载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称:事后(指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成员曾经自行检讨,承认失败而有如下的自责:一是俄国人对中国风俗习惯不注意,引起中国人反感;二是中国共产党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然转移,只知以显明地扩充共产党为工作总方针,欲在各处把持一切指挥之权,招致国民党员之反击。季山嘉等一部分人,于二十四日自广州处分归国;国民政府复于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国顾问十余人的聘约。这才削弱了俄国人的控制力。24
  应该说,中共与苏俄在事件发生后的“态度”,已能表明这个事件的“蹊跷”所在,亦已经能够揭示这个事件的事实性真相。
第三、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后果
一、历史背景
  重大历史背景之一:中山舰事件发生在国民党“二大”之后。就国民党一方而言,是孙中山先生在“联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误,才留下了苏俄与中共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的历史契机;是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产党员能够在国民党内攫取权力,并造成了汪精卫的上台;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权力病,又使得苏联顾问成了国民党“左派”的太上皇,使苏俄与中共窃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更将国民革命逼向了共产革命的危险边缘。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按:即国民党二大)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25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26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锺毁弃,瓦缶雷鸣”之感。27
  上述事实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正是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即“中山舰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前,中共已经在苏俄的指使和汪精卫的配合下,基本上达成了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窃夺。更何况历史早已证明:七十余年来中共从不曾允许过任何一个其它党派的人入它的党,做它的秘书,任他的委员、部长、常委,更不曾将各级地方党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党的人在共产党内开除共产党的元老,训令共产党的骨干,夺取共产党的权力……。
  重大历史背景之二,是在国民党“二大”之后。此时,中共与亲共派即“左派”,已如其愿望地在国民党内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共派与远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击和孤立;国民党中央的党权,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28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之龙……。是时,因底定了广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被倚为“长城”和“柱石”的蒋介石先生,如能够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俄,又能够甘当“左派”,并与中共联手,一起来把中国国民革命彻底变成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把国民党也彻底地变成共产党,或乾脆将国民党彻底消灭,则苏俄与中共大约也就不会把蒋介石先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蒋介石既于廖案发生时,保护了国民党元老不受苏俄顾问的逮捕;又于“二大”召开之际,主张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从宽;在黄埔军校,又不支持中共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阴谋地下活动;(按:中山舰事件后,蒋将其解散);尤其是在国民党“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数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议,坚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别是他握有实权、即军权;这就使得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不仅对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胁。因此,如何使蒋手中的军权变成汪精卫手中的实权,并能为苏俄顾问所指挥,便成为“二大”以后,苏俄、中共和汪精卫所一心要谋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二大”前,如果说蒋介石的某些作为,还未能及时引起苏俄对他的足够警惕,苏俄军事顾问团还仅仅将他认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击他,那么,待到蒋介石在“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再坚持提议北伐,却犯了苏联顾问的大忌。苏俄认为,一是中共刚刚在广东依靠国民党而立足,既未立稳,更未独立;二是其影响与势力,尚远未及华中与华北地区,仓促北伐,只可能使他们有“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之虞(参见下卷第一章)。因此,继续发展与巩固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与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够于华中及华北地区建立苏俄与中共的社会基础,这才是苏俄顾问与中共虽深知全中国人民正在翘首盼望北伐,却决心反对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对北伐,就必须打击坚持提出北伐,并且已经享有威望和拥有实力的蒋介石。由是,在汪想挤蒋、俄想压蒋、中共想倒蒋的局面之下,则汪、俄、共合流以打蒋,也就势所使然。自国民党“二大”召开直至“中山舰事件”发生,苏俄、中共以及汪精卫用以对付蒋介石的手段,一是针对蒋提出北伐,鲍罗廷立即率苏俄军事顾问团全体成员反对,鲍于会上即声称:“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29 二是会下和会后,苏俄立即联合中共、汪精卫和左派发动倒蒋运动,既在广州市区到处张贴反对北伐的传单,又开始攻击蒋介石是“新军阀”,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更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30 进而联合汪精卫煽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叛变。31 三是汪精卫想免除蒋的职务又不敢,故先暗示蒋离开广东北上帮助冯玉祥练兵,后又暗示蒋出国赴俄考察,实际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国。四是蒋鉴于此种处境,乃向汪提出辞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蒋于进退两难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见,此时的蒋介石如果还要硬顶下去,则苏俄、中共和汪精卫下一步“打蒋”的办法,又将是什么呢?
  重大的历史背景之三,乃是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基础与国民党及他本人在“二大”后的处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虽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说,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为“反共先觉”的思想基础。并且,他的正确也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完全证明。然而,蒋介石鉴于他对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忠诚,和他对孙中山重视“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为顾全大局而赴粤任职,一方面则用韬诲之计以存身、建军和助党。然而,孙中山逝世后,面对着苏俄、中共对国民党所加剧的种种分裂和窃夺手段,他虽然在尽其所能地回护着本党的利益,保护着本党的人士,发展着本党的革命军事事业,但是国民党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惨剧,和他本人在“二大”后日渐成为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眼中钉的处境,终于使他有了护党的强烈愿望和本能的自卫要求。尤其是当他身处“辞职既不获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时,34 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时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对他操枪叛变,并且当真要劫持他赴海参威而予以软禁时,他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心、自尊心与荣誉心,自然决定了他“反击”的完全可能性。而作为一位忠于孙中山、忠于中国的国民革命,曾因“底定广东”而被倚为“长城”,更一心向往北伐,以求实行孙中山遗志与全国人民愿望者,他终于借机挺身救党和保卫国民革命,虽则是“逼上梁山”,却更是“责之所在、义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历史后果
  其实,当我们已经明白“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应该有所“真知”了。不论称它是苏俄与中共要倒蒋的“阴谋”,或是称它为蒋介石要护党或自卫的“制造”,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阴谋”和“制造”的“背景根据”。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苏俄、中共与汪精卫“倒蒋”的必然一着,便是蒋为“护党和自卫”而被迫予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第一次大反击。至于汪精卫本人因中山舰事败乃为俄所弃,和苏俄同意将军事顾问团连团长季山嘉在内的十几位军官撤回国中,尤其是中共党魁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一再道歉、赔礼和自责,也就更能说明它的“根由”与“底蕴”。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中山舰事件”的根本性质。因为我们只有看清了“中山舰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舰事件”的本质。那么,“中山舰事件”的历史后果又是什么?
  其一、它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趁机对苏俄与中共借国民党“联俄容共”而分裂和窃夺国民党党权,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第一次大反击,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国国民党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以来,第一次对党内的“亲俄护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国民革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之错误和罪恶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并从此于国民党中凝聚起一股反击苏俄和中共的正义力量,为苏俄与中共的嗣后反扑,打下了反击的基础。
  其三、正是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大部分国民党人重新认识了本党的目标、理论、纲领和路线,从而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之本质区别,意识到“联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误和“走火入魔”,已经使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舰事件,才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当中国国民革命就要被诱逼成俄式共产革命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却在自身队伍中,崛起了一个要坚决保护中国国民党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新领袖 —— 蒋介石先生,从而使苏俄与中共要继续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的阴谋,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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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出整理党务案、通过刻期北伐案以坚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舰事件之后,苏俄与中共的退让,一是出于不得已 —— 因为蒋有军权和实力;二是准备伺机反击 —— 为了牵制和阻止蒋北伐。蒋介石因既知分裂国民党、篡夺国民党党权和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为了保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从“改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间关系,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地位及其意义出发”,提出了“整理党务案”:36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批评和怀疑。二、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单,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额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得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另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该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交通过时,应该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通过。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离党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加入本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即取消其党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惩处。37
  同时,为解决两党与两党党员纠纷,国民党又于五月十七日提出并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八条。38
  苏俄顾问鲍罗廷鉴于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国共两党态势,对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事前事后均未表示反对态度。陈独秀则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都无权赞否”。39 并于“告全党(共产党)同志书”中,称“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指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参加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实际上“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单,中共始终拒绝交出”。40
  中共党员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被迫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辞去所任各部部长职务。
  国民党于会后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人部。蒋介石推荐张人杰(静江)代自己为中执委主席,推荐陈果夫代他任组织部长,改邵元冲为青年部长,蒋自任军人部长。中执委下设党务会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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