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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伯败逃自杀。之后,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谈判归还伊犁事,崇厚却在沙俄胁迫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基亚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共十八款。另有《瑷辉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里瓦基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国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尔地区栽桑湖以东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开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关、乌鲁木齐等七处增设领事;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约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
  因国内舆论哗然,纷指崇厚误国,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驻英、驻法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谈判《里瓦基亚条约》。曾于次年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虽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却通过此约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订立的五个《勘界议定书》,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又将兵费赔偿增至九百万卢布。
三、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残害我国人民,继续强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德、法诸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形成,遂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特别是对我国东北怀有极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以“愿与中国共同防御日本侵略”为借口,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诱使清政府于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法文本称为《防御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应俄国军队需要;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威,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通过这一“密约”,俄国终于将它的侵略势力伸向了我国东北。
  嗣后,德国于一八九七年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紧步其后尘,迅速地强占了我国的大连湾,并于翌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续定旅大租借条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为乘机大规模侵占我国东北,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亲任总司令,下动员令先后调集十八万军队分六路侵入我国东北,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辉县黑龙江北岸,一八五八年为沙俄强占,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兰泡俄军突然封锁江面,十七日强令中国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边,施以大屠杀,致使“骸骨漂溢,蔽满江岸”,仅数十名落水者游至对岸瑷辉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军队又于博多至精奇里江口一带,全然不顾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竟将其所有房舍毁劫一空,前后共杀害中国人两千余。消息传出,举世愤慨。七月三十日,俄军侵占我海拉尔、珲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军侵占哈尔滨,次日占领瑷辉和营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军已经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沈阳和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谈判交还东北为名,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顺签订为他们所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主要内容有:沈阳设俄总管一员,盛京将军置于俄国总管的监督之下。凡是盛京将军所要办的事情,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省的军队一律解散,军械一律收缴,各处未经俄军驻扎的炮台,营垒和火药库,全部撤毁;留俄军驻防;奉天省各处设立马、步各队,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助办理……沙俄以交还奉天为名,企图完全控制我国东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订“章程”事败露,清政府将增祺革职,并宣布“章程”作废。
  虽然东北人民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英、美、日等国亦因各自的利害关系而出面干涉,沙俄仍于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即《俄国撤兵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撤兵后,中国驻东北的军队人数,应添应减,应随时知照俄国;规定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于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新的侵略条件,从而激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
  老大的旧专制俄国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随之迎来了国内革命的次第爆发。旧沙皇俄国虽然已经不再有力量成为一个疯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对中国领土的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外蒙的野心,却始终没有“冷却”。乘我辛亥之后的历史动乱,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动外蒙封建王公宣布自治,并奉博克多格尔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强迫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了《俄蒙协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凯同意外蒙自治,签订了《中俄蒙协定》(袁坚持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占了我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一九一七年,旧沙皇俄国虽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却为列宁和斯大林的新沙皇俄国,将之迅速地转变成为对于辛亥之后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蓄意颠覆和长期颠覆。俄国这个恶邻确如蒋介石先生所言,实为“我国的世仇大敌”。也难怪我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创办了《俄事警闻》报,提醒国人要警惕恶邻俄国的野心。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 共产国际“二大”后,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后,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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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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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原则和失误
第一、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性质和由来
  一、公平地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国民革命军两度北伐,之所以能够迅速夺取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功虽在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和蒋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国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进步意识的旧军人、旧军队,直至一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大联合。它无疑是辛亥之后十七年反复辟统一战线的胜利结果。而这个统一战线的一再策划者和实行者,便是孙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孙中山先生为推动国民革命在中国的成功,“任何国家的援助他都想争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别的革命党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兴中会虽以广东人为基础,但同盟会成立时,便吸收了两湖的华兴会分子。华兴会的黄兴原主张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经他劝说,才决心与他合而为一,共同革满清的命。在他团结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成立同盟会之后,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带光复会的势力。虽然光复会人只想推翻满人的政权,尚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吴敬恒等,但孙中山亦均予以优容”。09 辛亥之后成立的国民党,虽然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但因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一个统一战线式的普通政党,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国第一大党,并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则中国政党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军阀和地方势力,为一定的目标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难免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有时亦会出现目标一经达成即如鸟兽散,或目标尚未实现即已鸟兽散的状况,甚至造成统战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孙中山先生在与军阀的长期较量中,仍利用各派军阀“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与北复不合”的复杂分裂状况,甚至不惜利用联合甲军阀打乙军阀等手段,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利用不同的历史事件,以组成短暂的统一战线,以达成反对军阀首恶,削弱军阀力量,和防止大小军阀联手以共同对付革命的目的。有时,甚至亦能将反复辟的斗争扩张到军阀势力的内部,以起到分化瓦解专制复辟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历次由孙中山建立的反复辟统一战线,虽也有过成功,却迄无重大之告成者(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叛变,所给予孙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击,不单使他对军阀们的背信弃义深感绝望,更使他因痛感没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怀企求之心。由是,孙中山才在反复辟“计无所出”的艰难时势之下,不得不与一心要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的俄国“联手”,以建立新一轮反对中国军阀复辟的统一战线,并由此而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而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出现。因为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个所谓的“三大政策”,那不过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番“创作”罢了(参见本章兼论)。
  二、孙中山之所以要有“联俄容共”的做法,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一贯地不支持中国革命,一贯地站在支持专制政体和复辟政权的一边,一贯地支持和操纵中国的军阀混战及割据,以至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列强作为其支持者。而反对中国统一、阻碍中国强大、和意在使中国永远处于一种分裂和贫弱的状况,又几乎是所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愿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十二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孙中山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三、孙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称“我们将联合俄国”,还因为列宁伪称要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止沙俄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伪言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特别是答应他“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孙中山、越飞上海宣言》即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紧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关于此项大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可以俄国为依赖。”
  四、其时,俄国不仅已经在与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且在决定“支持”孙中山之前,就已经通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谋求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南方军阀陈炯明的联合。陈炯明和中共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员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中共与他的关系,直至他叛变广东革命政府之后才被迫终止。这就使得一再遭遇国内专制势力顽强反扑和西方列强蓄意阻挠的中国国民革命,极有可能面临着“既要增加一个外部敌人、又要增加一个内部敌人”这样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孙中山只能采取“宁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敌”的统战策略,准备推行“联俄容共”的做法。
  五、“联俄容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苏俄对孙中山千呼万唤的一个结果。因为历史的事实便是苏俄九番十次地上门找孙中山,而不是孙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苏俄。10 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苏俄虽万里寻孙十数度,都未能办成“联俄容共”的阴谋大业,直到鲍罗廷带来大批军用物资和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俄援,方使得孙中山同意“联俄容共”了。而所谓容共,也只是容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主义、纲领和纪律。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共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受国民党的指挥,才能防止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妨害国民革命进行”。11
  六、如果说上述诸因素才是孙中山有“联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么,孙中山之所以会同意“联俄容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孙中山有一个愿意“联俄容共”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当他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俄国共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之时。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别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羡慕俄党在组织上的“严密和坚强”。因为他认为俄党的经验将有助于自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虽然他当时还并不真正了解俄国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质。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说,一九零五年后的数度考察欧美,虽然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乃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但同时又使他对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尚未能解决“民生”问题,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样:“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美列强者,尤未能登斯民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尤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主张所由完成也。”12
  这一段话固然道明了民生主义思想之所由来,但这一段话里的“斯民极乐之乡”和“社会革命”两语,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并未绝根的“传统大同思想”,为他后来视共产主义即是他的民生主义埋下了伏笔;后者则表现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革命认识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错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看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革命”;一方面又把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时期所必有的艰难时势,看成为“即使是民族、民权革命成功如欧美列强者,亦因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因而才“导致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并由此而下结论说,“欧美虽强,而其民实困”,因而“观世界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这就为他将列宁的“十月革命”,实质是“十月背叛”,视为“欧美为解决民生而进行的合理社会革命”,并由此而倾注“同情”,产生“赞赏”,奠定了错误的认识基础。
  孙中山先生身处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 —— 革命与复辟开始出现复杂较量状态的时代,而难于看清十月革命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质,错把复辟当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无可指责。但是,正是这一错看,才导致了“联俄容共”做法的产生。然而,孙先生没有料到的,恰恰是这个将中共“容”进了中国国民党内,和将中国共产革命“统”进了中国国民革命阵营的新一轮统战做法,竟从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和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诱发了巨大的混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第二、孙中山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和失误
  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当他在外部环境和内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决策“联俄容共”的新统战做法之时,特别是之后,他曾坚持了如下的原则:
一、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越飞共同发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国国民党即在其事先发表的“宣言”中,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同时公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现行政策。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亦即“联俄容共”做法开始之时,孙中山立即开始系统讲演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集数十万言,非但无一言一语将他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为同类,而且明确地、科学地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不仅指出民生主义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时指出,共产主义是理想,民生主义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赖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 —— 错误的物质决定论,荒谬的剩余价值论,暴力的阶级斗争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逐一地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并由是而得出了“师马克思之意则可,师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即“照马克思主义党徒、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科学结论。更以“俄国革命的结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来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将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才是最恰当的”。13
二、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
  首先,“联俄容共”的做法实行之后,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不但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表明了他要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当苏俄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实际上就是要将中国国民革命诱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时,又为孙中山所坚决拒绝。再者,孙中山更在“联俄容共”做法实现之后,一再坚持不夺人地产以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通过平均地价以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以避免工农革命,反对暴民运动,更反对苏俄顾问鲍罗庭借陈炯明叛乱所提出的,“立即发动工农革命”的要求,和鲍罗廷所一再要求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交给现耕的农民”这一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从而坚持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共产专制制度
  首先,“联俄容共”做法实行之前,“孙文、越飞上海宣言”就已经明白宣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其后,孙中山先生更不断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并在国民党“一大”后系统讲演三民主义时,鲜明地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明确地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制度。其次,“联俄容共”做法实行后,中国国民党又正式发表宣言,公布政纲,称:“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对内要实行均权主义,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权。”(“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在目标上和实践上的根本区别,标明了中国国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产专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义品质。
四、坚持国民党党性和党权,反对破坏国民党党性和党权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前,孙中山曾屡次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申明:“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国民党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15 “联俄容共”做法在实施后,当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违反规定,公开纂文批评国民党,公然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而且于国民党中制造矛盾、打击揭发他们的四名国民党员时,孙中山则宣布四名国民党员无罪。而当共产党违反规定,在国民党中自组共产党秘密党团的阴谋和公开支持北方军阀政府的“阳谋”被揭露之后,孙中山则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年七月七日作出决定,宣布党员的言论行动如不依据主义(即三民主义),必予严重制裁(参见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联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质上与俄式共产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与中国共产革命势力的合流。它在统一战线的意义上无非是一种有限的联合,而作为争取俄援的做法,亦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就孙中山本人而言,他虽然内有对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轮统一战线的种种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为他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意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是为了反对军阀复辟,是为了捍卫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联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质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义,即联俄是为了俄援,容共是为获取俄援的交换条件。而在联俄容共开始实行之日,孙中山即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系统批判,无非说明孙中山先生要对联俄容共做法作原则上的把握。如果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在为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轮统一战线中,确实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政治策略,如果苏俄是要真心地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变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并竭尽阴谋地企图窃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后者亦不愿在苏俄的指使下实行“挖心战术”,坐国民党之怀而结共产党之大,如果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不是处在东江有陈炯明盘踞,广州有英国支持的商团在密谋叛乱,前方正与皖、奉联合以对抗曹、吴这样一个亟需援助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孙中山对苏俄指使中共颠覆国民党和诱变国民革命的阴谋和野心,既怀警惕又有预防,则新一轮“联俄容共”的统一战线,也确乎能够起到反复辟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仅苏俄与中共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于阳谋之下使尽了阴谋手段,而且,孙中山本人亦在贯彻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体做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失误之一,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决策“联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认清列宁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恶果,更对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对苏俄完全放松警惕,甚至反而欣赏列宁革命,羡慕列宁革命的成功,尤想学习俄共建党的经验,从而既予苏俄企图诱变中国国民革命以“天赐良机”,又予国民党“左派”幼稚病的发作以适时的政治条件。因为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正因为孙中山先生委托他们为联俄容共而“筹划一切”,他们才为自己“幼稚病”的发作,找到了一张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误之二,是身为中国国民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在联俄问题上有“重权宜之计,而轻国民革命大计”的倾向。当蒋介石衔命访俄归来,即于口头和书面向他报告了苏俄“革命”的实际情形,和中共在苏俄如何诋毁中国国民革命以及孙中山本人,并断言苏俄“主义与事实”有别时,孙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反视为“小题大作”。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他过于重视俄援这个“权宜之计”,从而放松了他对苏俄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之心。
  失误之三,是孙中山视中国国民党乃是一个曾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并坚持过十数年反复辟的“老大革命党”,在中国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个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以当苏俄、中共要与他实行两党联合以“推动国民革命”时,他非但拒绝“平等联合”,反而只准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如是,他一是忘记了中共虽小,苏俄却大;中共虽幼稚,苏俄却老辣;中共虽只有几百个党员,玩不转;却有苏俄亲自扶植、直接指挥,中共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二是未能意识到,苏俄与中共在革命目标、革命理论、革命性质和革命手段上,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同。因而,叫共产党参加进来的结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在思想、纲领、目标、方法和组织上的严重混乱,直至造成国民党分裂和国民革命阵营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应的产生。
  失误之四,是孙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为苏俄及中共和他一样,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专靠阴谋背叛发家的列宁和斯大林,在“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场之时,就已经派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农群众争取过来……更要将国民党划为左、中、右三派,并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了(参见下卷第一章)。后来,苏俄的这个阴谋终于得逞,实在不能不说是孙中山先生“大意失荆州”所致。
  失误之五,是孙中山虽有“联俄容共”做法,却从未有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联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党建党经验的用心,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一大”包括党纲在内
  的四百余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凯,并由廖仲凯交付俄国顾问鲍罗廷、中共以及所谓左派去草拟的种种做法,一方面虽使“联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却向苏俄顾问与中共提供了“代国民党立言”的大好历史机遇。自此之后,苏俄与中共不仅开始大肆鼓吹孙中山先生有所谓联俄联共的政策,而且开始鼓吹与发动工农革命,倡行暴民运动。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间,当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破坏北伐和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阴谋就要全面破产之际,他们竟进一步将“联俄容共”的做法,径自篡改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将之伪称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孙立言”—— 实际是要公然推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为他们公开的背叛制造理论根据,和为他们要在苏俄指使下,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打倒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颠覆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制造“最高借口”。这不仅为在国民革命获得重大胜利的时代,蓄意制造革命的大混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孙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历程的重大误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长期控制和欺骗之下,竟对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迷惑和惶惑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参见本章兼论和下卷第一章)。
  失误之六,因联俄几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国民党“一大”所选的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补)。中共党人谭平山更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大批年轻的中共党人初出茅庐,便在国民党内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这无疑为中共背靠苏俄,公然窃夺国民党的党权和国民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膨胀了野心,更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危机。由是,孙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个坚强的国民党组织的愿望,不仅瞬间落空;孙中山先生一心要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亦从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诱变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危险之途;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直接策划和指使下,阳冒国民革命、阴怀发动共产革命的欲望,亦终于有了一个“胜利的开端”。
  失误之七,因孙中山先生一意要为“俄援”而“联俄容共”,从而使党中持不同意见者不能申张己见,或申张己见而不得,从而招致了部分国民党员的不满。“一大”上“跨党案”的强行通过,诚已留下了国民党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后,中共跨党成员在苏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国民党,劫夺国民党权力,甚至公开反对国民党主义、纲领、政策的种种行为,在被国民党员揭露并上告给孙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为俄援而不愿过分开罪苏俄的让步做法,又为他逝世之后国民党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后即剧然而逝,则,一是有他在,苏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窃夺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领导权,以煽动和发动共产革命;二是如果苏俄和中共在孙中山健在之时,就胆敢加速他们的阴谋,并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胁,那么,孙中山先生一定会根据决策“联俄容共”做法的原则,从国民革命的大业计,迅速并果断地根绝“俄祸”。孙先生所说的“有我在,他们还不敢”的话,便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过早辞世,却使他来不及纠正这些失误,甚至由亲俄护共的“左”派们,将他的失误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后,若不是蒋介石等一批真正国民党人起而保护了国民党,捍卫了国民革命,坚持了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则孙先生和他的国民党人决心将反复辟进行到底的历史愿望,也就无由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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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党“左派”的幼稚病、权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论者指国民党有所谓“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一说,并非指国民党中向来就存在着左、中、右三派。诚如本书下卷第一章所论,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无非是在国民党有了“联俄容共”做法之后,苏俄为指使中共分裂国民党,才按照“亲俄、远俄以及反俄”为界限,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分割的一个恶性结果,或曰国民党为苏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国民党“左派”的性质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权力病”的来由及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准确的论述。
  再者,指国民党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权力病,是因为自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始有“联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宁方国民党决心“绝俄清共”,汉方国民党决心“别俄分共”,其间三、四年,国民党“左派”的发病,实际上应分为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卫的“左派权力病”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凯的“左派”幼稚病
  由于孙中山先生将“联俄容共”的一档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凯去办,由于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担负了争取俄援的重要任务和艰难角色,因而,廖才成为代表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共进行“联、容”工作的关键人物。唯因这个关键人物在具体从事“联俄容共”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定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则不仅将孙中山本人的失误“贯彻不误”,甚至将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实际上,早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凯与中共党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7 一九二三年二月,当廖仲凯于日本热海会见苏俄代表越飞时,就曾对越飞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感到很“放心”。当时在场的陈公博,后来曾回忆说:“越飞告诉我,苏俄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地说,中国只能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联希望共产主义何时能在中国实现,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很滑稽地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作革命党,就要作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 18
  由于廖仲凯在这里表现了可爱的幼稚,即当真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凯,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凯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19 廖仲凯对苏俄的信赖,与对本党反对“联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经溢于言表。
  由于廖对苏俄已有这样的崇信之心,因而当国民党“一大”通过“跨党案”受阻时,廖乃慷慨激昂地拥护中共“跨党案”,深恶痛绝地反对自己党人关于“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诚如中共党人谭平山后来所夸奖的那样:“廖仲凯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凯先生竭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单引号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凯“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应该说廖仲凯推行“联俄容共”的早期做法虽已过分,尚情有可原。但是,当他终于将“联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亲共”之极端、即走火入魔时,则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包括对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道路。他颂扬苏俄说,“俄国革命以来,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前,掌诸国家机关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类于黑暗”。由是,他“认定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多次声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榜样”,甚至宣称“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国民革命、反对世界共产革命”的坚定立场;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为了不使中国国民革命招致列强的更大反对,而制定和坚持的“不加入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决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护共”。就事实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廖仲凯就曾主动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从此造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成“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成为“以共乱国”的祸源(参见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长,又将工人部秘书一职交由共产党人冯菊坡担任,并由冯全权处理部务,从而为中共策划工人运动,扰乱国民革命,造成先决条件。三是推荐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推荐澎湃在农民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开展其他农运工作,从而为中共广泛煽动农民革命和暴民运动,以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造就了基础。四是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荐刚刚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荐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件。并为来日中共对北伐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叛变埋下了祸因。
  再就是他为苏俄和中共阴谋分裂中国国民党,起到了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为苏俄和中共要将国民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并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即支持亲俄派和打击反俄派的阴谋策略,不仅因他而构患于国民党领导层,张扬于普通党员当中,并且得以“运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场,而在国民党中形成了鲜明的分裂与对立关系,从而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制造了先机。孙中山逝世前,廖对本党那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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