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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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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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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
一、中国国民党的由来、性质、理论和纲领
  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史进程中,要想明白中国国民党坚持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艰辛历程,首先就要对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由来、性质与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国民党”,是发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团体 —— 中国同盟会,在辛亥之后进行公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是民国初年中国形形色色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国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纲领,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全国联合进行会成立了国民党。持平而论,如果当时并不存在着一个“才足以帝制以自为、智足以压服民党、魄力足以借刀杀人”的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则于民初共和主义思想颇为普及,国民党已经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国竞选中深获民众拥护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议会政治,组织政党内阁,从而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制之共和国的目标,也就未尝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杀这个悲惨而且黑暗的事实,却阻断了这个可能。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遂相继宣布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其时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因痛感“国民党的芜杂”,而决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的名义相号召,对内则要求恢复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军事上要以武装讨袁为目的,在思想上要坚持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宗旨上要以创建“五权宪法”为目标,并接受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篡权复辟、革命党之所以被迫让权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之重大革命方略。应该说,这实在是孙中山民主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嗣后中国民主革命反复辟的历史进程,深化了理论,明确了纲领,规定了它的革命历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之死,因使倒袁目标实现,中华革命党本部遂迁往上海,并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但为别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党国民党,本部初用中华国民党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称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则正式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一是确定中华革命党党员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二是规定民初的国民党员须重新履行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在性质上则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装力量推倒反对共和的政敌,因而有别于民初的普通政党国民党。在革命目标上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须坚持“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革命历程。上述各项原则不仅明见于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零年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和发表的宣言,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愈见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国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全面地和系统地就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纲领,尤将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创制、选举、复决与罢免的权力,和人民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予以确认。从而具显了她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基本性质。
二、中国国民党反复辟的艰辛历程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按 —— 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称总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于辛亥之后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复辟的艰辛历程,恰如孙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样,可以分为“护国之役”和“护法之役”这样两个历史阶段。
一、护国之役
  护国之役的第一阶段是革命军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而陆续颁布各项“民主建国法令”,推行各种民主政治举措,虽然使全国民众有了开天辟地之感,但是,却使袁世凯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阴谋濒于破产。于是,袁才一边指使其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发出“誓死抵抗”的叫嚣,一边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34 一边发兵攻陷武昌,与革命军隔江对峙,蓄意制造紧张态势,以逼迫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由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讨袁”的主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军败清军于安徽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亦不战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战场革命军均获得相当胜利。如前所说,只因列强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凯,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议和”的局面。这便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崭新民主政权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词的由来。
  护国之役的第二阶段是二次革命。虽然袁世凯在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支持下,曾“誓言”“愿竭尽其力量,发扬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不仅骗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获取了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谋杀宋教仁的枪声,不仅使孙中山“猛醒”,而且使孙中山立即意识到,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沪、皖、湘、鄂、闽、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亦在黄兴迫动下宣布讨袁。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遂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并赴湖口督师。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陆两军夹击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而失败,但是,却首开辛亥之后中国国民党坚决反击袁世凯复辟的端绪,拉开了反袁复辟的第一幕。其后,孙中山虽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暌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正是为了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和他的中国国民党 —— 中华革命党,才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中,一边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以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一边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员刺杀袁世凯心腹 ——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动上海肇和舰起义;一边派国民党人李根源联系广西陆荣廷、广东陈炯明和时在云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钧、熊克武、纽永健、柏文蔚等,以图军事讨袁。从而为蔡锷反袁护国的一举成功,更为袁后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败亡,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准备。
二、护法之役
  因孙中山先生在发表“讨袁宣言”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有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所以,当“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转身就又变成“再造专制”的大奸雄,北洋军阀转脸就从袁氏公然复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复辟”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毁约弃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至废帝复辟,民国不继如屡。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愈烈”。由是,为保护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被阉割,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不被废弃,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法之役。
  护法之役的第一阶段 —— 第一次护法战争。因孙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并首先举起了“护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国民党议员遂随孙南下,海军总长程璧光亦率第一舰队开赴广州,然后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但是,不久以后,盖因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南方军阀与北方直、皖军阀暗中勾结,并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以对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战的北伐军归于败北。为此,孙中山乃痛感“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愤而离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为告终。
  护法之役的第二阶段 —— 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获得相当的胜利和发展。一九二零年,因陈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师后返兵归粤,并请回了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挥兵西进,并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宁,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统一了两广。其后,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在政治上与皖系及奉系结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在军事上则秣马励兵,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又设大本营于韶关,遣李烈钧、许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许于六月二十二日克赣州。直系为阻孙北伐,一面宣布恢复旧国会,使广州政府无护法之依据;一面阴使五百万圆贿赂陈炯明叛变,陈遂以护法成功为由,迫孙下野,因不得,竟于六月十六日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从而造成孙中山二度护法的失败。
  护法之役的第三阶段。二度护法的失败因使孙中山有了“山穷水尽”之感,所以他才选择了另一条反复辟的“危险之路”,即在苏俄数度谋划请求之下,开始了“联俄容共”的做法,虽给未来的中国国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祸患(参见下章),却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上护法带来了机会。虽然北上护法,因段祺瑞与各路军阀的抵制和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护国,六年护法,以反对袁氏复辟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的艰辛历程,却没有白走。因为,正是护法之役,才为孙后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实现中国国民党“竟辛亥之功”的历史愿望,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复辟的艰辛历程中才得以成长和发展,并迎来了她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辉煌历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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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诱发没有因果关系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宝爱共和,厌弃专制”的思想革命,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追求的是人权和民权,推崇的是科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是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体系,反对的是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新文化运动才既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更不是要标举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共产革命。更何况早已在晚清民初就开始流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非但只是当时正在中国传播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直至杜威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西学”中的一种,而且是这些并存西学中唯可顾影自怜者,即最无市场者。因而,它非但没有条件,而且也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
  其次,新文化运动作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发动的一场文化革命,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为白话文运动,二为文学革命。前者固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尤其是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侵入。由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所代表的那一声“呐喊”,要揭穿的无非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的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这样一个主题。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所创作的其它文学作品,目的虽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却根本没有开出过任何一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革命”的药方,来作为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他们身为作家,直面社会,表现生活,批判专制,渴望疗救,固在本质上毫无错处。即便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反复较量,才是造成社会病苦的根本病因,我们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与责斥他们。至于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苏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后,立即秉承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学变成“共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于一九二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无非是中共要师法苏俄,将中国的新文学变为“遵命文学”,即遵苏俄命,要在中国为发动共产革命而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已。它,无非导致了“从文学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学”的过渡,以及共产文学的兴起和文学自身的消亡。在本质上,则是要将“文以载道”改变成“文以载共产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对文学革命的变相反扑,和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反动。
  第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军阀卖国为旗帜,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目标,固无任何“主义”作为其后盾,才能激起社会各界和最广大群众共同起来以支持之,参加之。如果说工人罢工乃标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那么,早已在反袁、反张复辟中就已经罢过市,更于五四运动中先于工人罢工罢市的全国商人,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岂不是更有资格走上政治舞台吗?显然,只有托名这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给它强加上共产革命的色彩和性质,更标榜“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既带来它的“光荣性和进步性”,又制造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之所以没有因果关系,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乃始于晚清民初西学东渐之时,而非“五四”之后。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会主义”一书,已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批读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报》第二号和一九零八年的《天义报》第十五号及第十六号至十九号,亦已经择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时间不仅各种学术观点、学问思潮均相兴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党政团,均呈现风起云涌之势。然而在以各种思潮作为背景所组建的各种政治团体中,唯独没有一家自称“共产党”者。其间,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虽有倾向劳工的意向,却也不曾明确声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何况他们既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没有宣誓要为不要祖国、甚至要出卖祖国的“世界共产革命”而奋斗,尤其没有接受“国际”、实际是苏俄的亲手扶植、严密控制和直接指挥。毛泽东声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非但是一句历史的谎言 —— 因为马克思主义早就送来过了,而且,指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革命之发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历史,起码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国首先报导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新闻标题,竟是“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其所用标题“革命后之俄国大政变”,就更是对“民主革命后的俄国政变”,表达了相当的疑问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苏俄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参见下章),除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乃突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样一些文章,以歌颂俄国共产革命以外,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对俄国的政变抱着观望和研究的态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汉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绍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绍唯物主义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则以被正宗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彼时,梁启超和他的“共学社”亦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如《资本论解说》,《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及《何谓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等等,但都是客观介绍而已。同时,即便是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其不仅是《易朴生专号》等等专号中的一家专号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虽为五四运动爆发之时,但它的编定之日,则无疑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上述事实,足以说明五四运动既与“一声炮响”没有关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才将五四运动引向了共产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一波惊起即巨澜国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更加广阔、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众性,才能对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直至将它推向了更加广阔、持久与升华的境界。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这一互动的关系,不仅使它们相映生辉,而它们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中国,推动了一场更大的和更广泛的群众性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中,虽然也使得从晚清民初即已东渐的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派百家争鸣的态势,却在根本上为在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会效应。应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交替影响和巨大影响,才带来了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一人类进步思潮的广泛认知,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普遍了解及有心追求,从而使得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人民已经坚持了十数年的反复辟斗争,从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胜利时期。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虽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乃使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并由此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五四运动早已夺取了爱国民主胜利之后,中共在苏俄直接扶植下召开“一大”时,不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党员总数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当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向国民党谋求“容共”时,它的总人数也仅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创党元年所得民间捐款的总数竟只有一千圆(参见下卷)。这才是共产国际代表既要对中共明言“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学生、包括工人”的缘由(参见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后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借“帮助”国民党,才能于暗中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的根本情由。这些无非证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实在是信三民主义的多,而信共产主义的少。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代表中共所发表的那些歌颂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的话,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国国民党所作的种种保证(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证明,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真正信仰的主义。因而,正确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乃是对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动,而非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会产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诱发”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曲解,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它的杰出领袖陈独秀,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最早发动者。因为它明显地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即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动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然而,陈独秀个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转变,不仅有其时代的条件,而且有其个人的原因;而他批判传统的思想与文化,亦不等于他已经真的决裂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他作为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曾奋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识、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亦同样不能说明他已然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陈独秀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先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和他对于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无非是在一定的诱因下,即在他眼里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名义下,归还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的“本相”。如果说这是他一己的悲剧,毋宁说是新旧交替时代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发生的若大悲剧罢了。其根由,无非是“俄国农民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不但俄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国传统型知识分子身上更有之。更何况,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型知识分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能够变成俄式共产革命的“中国发起人”,却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当他已经认识到俄国共产制度的专制本质和中国共产革命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破坏时,他又成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取消派领袖,直至走向了共产革命的反面,成为中共党内对俄国共产革命最早和最坚决的否定者,36 从而又未尽失一个民主与科学追求者的本色。应该说,正是从陈独秀的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新旧交替时代,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复杂追求,和他们为了这个追求所曾付出的代价。一言以蔽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根本没有因果关系。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诱发究为何因,这就是本书下一章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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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被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一  中国共产革命的外在诱因
—— 恶邻沙俄与阴谋推行“东方路线”的苏俄
  要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真正诱因,就必须了解苏俄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而要了解这一阴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与苏俄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它们对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目标及其成功经验,对于诱发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第一、恶邻沙俄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使我们老化和积弱的祖国从此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且从此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欺辱和宰割的命运。沙皇俄国虽然也是一个老化的专制国家,但因它正处在为挽救君主制度,特别是为预防革命而施行专制改良的历史时期,虽然败亡的命运无例外地在等待着它,但专制改良短暂的正面效应,主要是宗法制农村的破产和自由经济的产生,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不仅增强了它的国力,而且迸发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处境,也就很快地诱发了它对中国领土和资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国不仅作为一个专制“列强”,更作为一个专制“恶邻”,从此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诱发了沙俄掠夺我国黑龙江流域领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为加紧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军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国黑龙江和库页岛地区。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国强占了中国黑龙江省的口庙街,并将之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自率军闯入黑龙江建立村屯、炮台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龙江并迁来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强占黑龙江省下游地区,并设立了“滨海省”。
二、沙俄继续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皇俄国立即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利用“调停者身份”暴取强夺,从而成为我国的一个真正恶邻。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国公使与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领海军舰队陆续抵达天津白河口,以进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军抵达我国黑龙江省瑷辉县,并于次日向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了领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辉条约》,即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予俄国,仅将瑷辉对岸精奇里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留给中国人居住(按:即江东六十四屯);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因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中俄瑷辉条约》才被清政府认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占我国乌苏里江口伯力,将之改名为哈巴罗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逼天津之际,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通商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中国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原定中国陆路通商地扩大贸易,对“俄国商人数目即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少不得限制”;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东正教士得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俄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定明边界”(按:意在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借口对英法“斡旋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悖”相威胁,开始大面积强占我国领土,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即《中俄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有: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辉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规定中俄两段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栽桑着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中国现在常驻、卡伦等处为中俄边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为继续强占我国西部领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其主要内容有: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栽桑着尔南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增开喀什葛尔(今喀什市)为商埠;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外蒙乌兰巴托)、张家口零星贸易;重申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间,沙俄乘阿古伯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伊犁。经交涉,因沙俄拒不交还,清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进。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军相继克达阪城、鲁克必、吐鲁藩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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