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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皇帝便一命呜呼,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民拥有“新闻言论自由”所致。因为如若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则反袁的声浪既不会震撼全国,护国战争的发起和胜利也就更难想象。
  政治、思想、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亦必然要带来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爆发在辛亥之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在历经晚清改良文学的“自将洗磨”之后,却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后的历史事实,除去它们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觉担负起反复辟的历史责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开拓了自由发展和砥砺拼搏的时代条件。回首中国一部新文学史,迄今竟没有对于辛亥之后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内在根由,尽在其中。
二、新中国在经济上的标志
  诚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创建,才彻底地打破了皇朝权力政治和专制改良型经济,对于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钳制和压迫,从而自根本上打开了真正自由经济发展的广阔道路。连中共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都说辛亥之后的中国“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建立,各类私营企业竞相出现”,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不仅从此获得了突破性发展,而且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4 该书还称“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其中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一九一六年建立龙关(龙烟)铁矿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兴钢铁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国采煤八十万吨,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万吨。一九一三年采煤使用动力约四百至六百个,一九二一年已达两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运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一九一三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圆,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资本一万零二百七十六万圆。……手工业方面,辛亥之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间筹备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55 上述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民族、民间工业力量在辛亥之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现代自由经济形态,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它艰难的开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开始成形期。将之作为新中国的标帜之一,自是理所当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准
一、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标准
  其一、从革命的性质来看,辛亥革命的鲜明民主革命性质,既使她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又使她不同于俄国的共产革命。因为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注定了任何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旧中国 ”、即复辟了旧专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时,由于俄国共产革命的历史本质,乃是共产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所以,新沙皇专制俄国才是在革命名义下对于旧沙皇专制俄国的复归。因此,只需将辛亥革命作为检验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对中共“革命”既具有传统农民造反、又具有俄国共产革命之双重复辟性质的历史本质,一目了然。
  其二、从革命的内容来看,辛亥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实现民权,推行自由经济,消灭权力经济,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专制和专政,保卫和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为民主革命而无疑。反之,则任何一个否定、反对、破坏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内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对立面。
  其三、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辛亥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志在创建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辛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则是坚持民主建国,反对专制复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国,不遭遇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阉割和颠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坚定地反对专制改良,革命成功后则顽强地反对专制复辟,乃是辛亥革命作为重要革命检验标准的又一“明示”。其对于中国大陆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这个检验标准,就失去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试金石;否定了这个标准,就极有可能混淆各种各样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论、方式、力量、直至革命历程本身的极大混乱。中国共产党就正是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革命为手段,以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反对和推倒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虽因师法苏俄而达到了制造革命混乱和发动共产革命的目的,却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本质。
二、辛亥革命是检验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政治标准
  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推动了巨大历史进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后的一切社会力量,所有政党集团,只要它保护或发展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民主成果,推进了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过渡历程,它便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则不论它信奉过怎样的“革命真理”,鼓荡过怎样的“革命激情”,怀揣过怎样的“革命法宝”,又获得过怎样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强行专制,甚至将我们的祖国复辟到了较之满清王朝更加专制极权、更加腐败腐烂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无疑。显然,正是在究竟“谁是进步、谁是倒退”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政治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辛亥革命划清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历史界限,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会成为分界中国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但是,近五十年来,因毛泽东的旨意,和毛氏所发明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荒唐理论,中共史学界也就不得不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强行划定在爆发了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毛泽东的用心,一是指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那一声“炮响”,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见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曾将中国的工人阶级喊上了历史舞台,从而才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它诞生的背景和借口;三是毛氏所谓“新旧”两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将辛亥革命划归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将中国共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为了发动中国共产革命,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学习列宁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历史经验,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四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 中华民国,而他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所发动的那一场中国现代农民造反,却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他为了在“革命与共和”的名义下维护专制复辟政权的合法性,并标明他已经“改朝换代”,也就必须推倒孙中山所缔造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并且绝不允许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启年代,归宗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当我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思中,已经能够明白毛氏这一划分的“用心”时,重新将光辉的一九一一年、即伟大辛亥革命爆发和胜利的年头,当作我国现代历史的起点,就不仅是在学术上对于历史的一个澄清,而且关系到我们对祖国前途的历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对上虽是孙中山发动中国国民革命、并进行长期奋斗的一个胜利结果,对下则交待了“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所谓护国,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所谓护法,就是要保护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所谓“围剿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为护国所必须”,即是指中共在苏俄指使下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叛乱和叛国,必须予以剿灭。因此,是护国还是反护国,是护法还是反护法,是保卫和建设中华民国,还是阉割和颠覆中华民国,便成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两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自辛亥以来的八十余年历史,既是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旨在颠覆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志在保卫中华民国崭新国统与共和法统之胜利、失败、艰难、甚至是惨淡的历程。并且,伟大而又艰巨的护国、护法历史任务,不仅至今仍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内外每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人所推卸不了的。
  伟大的辛亥革命,这颗曾从漫长黑夜里升腾起来的灿烂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她广阔的辐射之光重新照亮我们祖国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个中国大陆人民的心头,指引着我们追求历史进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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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诱发革命为终
第一、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预防革命为始”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民主革命在欧洲的日渐胜利,既推动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诱发和催动了不同性质革命的普遍兴起。不仅引起了现存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和反扑,而且导致了他们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这个改良,一是因为它处于整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历史消亡期,而非发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对专制制度的改良与发展。二是因为它意在维护将倾的专制统治大厦,所以它才不可能改变专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轨道之上。三是它无非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停止专制暴政,改行专制仁政,即在特定时期内,专制残暴的程度有可能减弱,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无真正的改变。所以,它就不可能顺应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来取代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个改革从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为预防革命变革所实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声威远震欧洲,一方面又只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创伤,掩盖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专制政体的凯歌声中。路易十四虽然要在冠盖如云的专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后,路易十六虽然为挽救专制沉船而试图用专制改良的办法,来延续专制法国的寿命,“然而,正如一个拒绝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毁灭那样,他由于尝试改革而同样招致了毁灭的下场。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级会议期间,都是一个在长期改革而迄无结果的时代”。56 也许,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不会明白,他的专制法国为何会与他同归于尽;更不明白他于在位的十数年间,曾遍选良臣,力行改革,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场。历经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国末代君臣们,因深谙先帝先臣们的改革与布加乔夫革命及欧洲民主革命的关系,所以,他们才能说出“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革命如不发生,改革照常进行;革命如若发生,改革必须终止”这样的话。57 由是,他们才会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后,采取一边厉行镇压、一边进行改革的两手,来维护他们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也是清政府要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历史产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后两度长达五十年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梦魂屡惊”的太平天国造反,不但是它决行经济改革的重大政治动因,而且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诱改良以灭革命的罪恶念头。
  然而,不论是温和的路易十六,还是凶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两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们,也不论他们是真心或假意于改革,甚或是镇压革命与实行改革并举,盖因他们都对改革是为自救这一目的燎然于胸,因而,他们才决然不会同意革掉他们的王位、王权、王朝,特别是为这一切所依赖的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为维护王位、王权、王朝和专制制度的专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为了“预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现代专制改良无不以“诱发革命为终”
  显然,改行仁政与继行暴政是同样的困难。这是因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须让步于民和让利于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破坏。为了不使他们阻挡改革,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们,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和利益,直至当权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从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获,乃与旧权力集团中人不成比例。这无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满。再加上要保护特权和持续渔利改革,就必须压制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样,“在有人享受特权和人民受到压制的前提下,任何为公众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为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势必导致腐败的加深,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这个更坏的事情,无疑要使原来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变成痛恨改革,并要求实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专制特权和专制政治。于是,希望从根本上改革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就会日渐地高涨起来,其最终便是革命的爆发。诚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59
  其三、专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维护专制统治的。所谓改革,说到底亦无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属专制政治的一种,即所谓“开明专制”,并非脱离了专制政治本身,更非改变了专制制度。但人民既然连对仁政也不能满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专制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这无疑是向王位、王权、专制权力以及整个专制制度的挑战。此时拒绝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会引发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着专制权力和专制统治的自我消亡。对整个专制制度而言,诚所谓“搞民主就是自杀,不搞民主则必遭他杀”。于是,专制统治者就会出于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预防后者的需要,而只好连改革也一同终止。由是,一场为预防革命而发动的改革即专制改良,最终便不得不走向了“引发革命”这样一个结局。
  其四、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古人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话,其意义即在于此。当人民身处专制压迫的痛苦中时,有时,痛苦会使他们变得麻木。但是,一旦专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来维护其统治不致一朝倾覆时,人民又会因为改革而迅速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正常的苏醒,正因为伴随着理性的愿望,才不会有爆发暴力的危险;但也正因为其觉醒带有理性复苏的意义,因此,一旦于再度失望中彻底地觉醒了过来,其理性的力量,就将是任何力量所难以重新压服的了。更何况专制统治者既要倡导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倡导思想解放的运动。一为他们的改革鸣锣开道,二为他们的改革歌功颂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就会为人民提出指责创造了条件;既要人民歌功颂德,就要准备着人民要求辩论是非。同时,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别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终止,专制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强化专制统治,尤其是强化专制的思想统治。那末,由对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觉醒了的人民,面对着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绝望之下形成一种反抗的决心了。特别是这个反抗的决心,又萌生在对专制暴政和专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领教之后。更何况由改革所导致的特权的日趋扩大和腐败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权者已经借改革聚敛了太多的财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导致整个社会、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贫穷化。这就只能为革命做好了思想与人心、政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准备。如是,不论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暴政,还是卷土重来的专制改良,更遑论专制统治者是要抽刀断水,还是要横刀夺命,都既不可能再压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骗人民,而只能招来人民对于整个专制制度的彻底反叛。革命作为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亦终于因为专制统治者们要推行专制改良,而及时地到来了。近代欧洲诸国的专制改良,就导致了民主革命的发生。这既是清王朝的专制改良必然要失败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历史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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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它绝好的“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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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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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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