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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的一种“反映”这样一种哲学认识。
  然而,马克思又是怎样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呢?
  首先,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间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认费尔巴哈所肯定的物质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这便导致了他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之基本内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所以,为了证明他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乃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尔一样,建立一整套对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体系,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共产主义追求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虽然把黑格尔的“帽子”从天上扔到了地上,却又把黑格尔帽子里的“绝对理念”,硬塞进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靴子”之中,从而将黑格尔所认定的“天上绝对理念在人间有秩序的辩证运动”—— 这个旨在指出人类发展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改造成为符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马克思所臆定的“人类五大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正是这个所谓的历史规律,不仅将为他所号召和发动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裁定为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实现大同阶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颂扬;更为他将新兴的民主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形态论定为必须推倒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前提。
  这个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历史发展理论,在本质上,无非是要将黑格尔在他绝对理念的帽子里所规定的世界及其必然发展,变成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靴子里所臆造的历史及其必然发展罢了。其在本质上无非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唯心化、即黑格尔化。尤如“黑格尔把民族看成是传递辩证运动的媒介,马克思却将民族换成了阶级一样”。14
  同时,亦如罗素所直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象黑格尔一样,是相信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化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地认为他们所描述的宇宙性历程,竟全部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来,已经很显然,人类并没有从前自许的那种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没有彻底领会这个事实的人,谁也无资格把自己的哲学称做科学的哲学”。15
三、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辨证哲学发展为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宣称: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合理的辨证内核。所谓合理的辨证内核,即是指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阐述的对立统一思想。这个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对立和统一这样两种状态,并存在着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一个从渐变走向突变的过程,一个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同时这个转化的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马克思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合理的辨证内核”,却又将这一“合理的辨证内核”,极端错误地发展成了单纯以“对抗”,即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展的绝对理论。
  这个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的理论,虽然是马克思深受传统暴力造反形式和当代暴力革命方式影响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理论却又因它的绝对性,而导致了既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求转化与发展,又要用暴力斗争形式以保护已经获得的转化与发展这样一个极端理论的产生。从而带来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才会宣称: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列宁在俄国利用这个理论进行夺权的成功,及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就更是把这一斗争与专政的理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并巩固这一转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为他们实行革命专制的唯一途径。革命既成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暴力则同样成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 —— 这个革命理论的“新体系”,便终于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实际上将共产党的哲学变成了纯粹是斗争和专政的哲学。
  同样,也正是这个将黑格尔对立统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斗争哲学,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人类正在迅速地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伟大历史转变期内,在实现了共产革命、实际上是实现了专制复辟的国土上,才促使着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既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又用屠杀来维护政权。不仅彻底地消灭了民主,绞杀了自由,而且连人类起码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们屠戮得干干净净。列宁因其身上的那一颗知识分子的子弹,而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众多庞大的劳改营,藉以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肉体施以彻底的“革命专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狂抓滥杀的“大疯狂”,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暴君。毛泽东为维护其个人的独裁统治,继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无辜人民,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之后,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幌子下,发动了那一场惨绝人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亿万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说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产党在攻陷金边之后,一夜之间就能屠杀数十万生灵的兽行。还有,就是在柏林墙下,那些仅仅是因为渴望自由,而在共产党的枪口下变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马克思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一、错误的剩余价值观
  应该说,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正处于民主革命日渐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新时代;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亦使得欧洲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仍处在反复较量中的崭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还远未走向被确认和确立的历史阶段;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非但来不及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贫穷、愚昧等等,加以解决,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必然要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又日渐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所注意的焦点。于是,较早获得发展的英国便产生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正是这个政治经济学,才真正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之所以要称它为“古典的”,无非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现代的和批判的”地盘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纪,虽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新时代,却也是所谓社会主义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试图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时期”。其时,在思想上,既产生过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共产主义新村”、即“新和谐村实验”,16 又出现了法国的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虽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又产生了对劳动价值的错误认识。一八一七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已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劳动”。17 一八二五年,海军军官托马斯·霍治司金又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即“反对资本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该辩护认为:如果象李嘉图所主张的那样,全部劳动价值都是劳动所赋予的,则全部报酬都应归劳动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纯粹的榨取物。
  托马斯·霍治司金企图用李嘉图极端偏颇的“劳动价值论”,来为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服务。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詹姆士·穆勒,不仅指斥霍治司金的辩护乃是一种“疯狂的胡说”,而且,还在他批评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即企图为社会主义学说铺平道路的那些人时,18 又说道:“这种见解假使传播开去,会使文明社会覆灭,比匈奴人和鞑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滥还坏”。19
二、马克思发展并异化了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
  不幸的是,这种见解不仅被传播开去,而且还作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英国少数经济学家所侈言的劳动价值论,及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错误猜想出发,不但建立了剩余价值的绝对理论,即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将除工人以外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所已担负的劳动一笔勾销。更有甚者,则是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物与物”的关系中,挖掘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无产阶级的鲜血”。20
  由是,马克思以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劳动价值为理由,武断地宣称“不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繁荣,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21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就是劳动群众日益贫穷化的代名词。然后,马克思又从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绝对矛盾”,即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劳动群众就越是贫困出发,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灭私有制”,提倡“公有制”,并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2
  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错误剩余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的手里被异化、并被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对立与对抗的理论,无产阶级必须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予以“永久性怀疑”,和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暴力专政的手段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李嘉图和霍治司京的荒谬剩余价值理论,才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发展和全部理论证明,奠定了错误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家不仅来自荒谬理论,而且来自他自身对于这个荒谬理论进行了绝对继承和极端发展的“本相”,自然已经证明了其全部理论和全部理论证明的荒诞不经。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去代替物与物的关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斗争的原则去取代甚至取消经济发展规律的歧途。其结果,无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经济,又以政治消灭了经济。马克思无幸在他那个时代作成一个共产专制君主,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在他们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只从权力政治出发,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种种作为,已不知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去了多少的灾难,造就了怎样贫穷的局面。相反,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却在其后的百余年间,不仅获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更为解决被马克思所断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解决“劳资冲突”,逐渐地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及其性质
  显然,马克思因混淆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的界限,才导致他把“资本主义”这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从而为消灭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推翻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根据。
  首先,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来取代“自由经济”的概念,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错失。因为资本主义说到底,它的三个基本内容,不过是本钱、投资和利润而已。它的一个基本程式,亦无非是“投资、获利和再投资、再获利”直至循环往复罢了。如果是在无市场风险的情形之下,这一循环往复便可以持续下去,利润可能越赚越多,投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场风险的情形下,出现销售危机,使制造或买进的商品无以销售或造成得不偿本的情形,则利润的减少,本钱的亏损,甚至是借贷能力的丧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资的减少,直至投资行为的结束,即“拥有本钱进行投资以赚取利润行为”的被迫终止。由是可知,一个有本钱者,就有投资的可能;一个投资者,便有可能赚取利润。而由投资者即资本拥有者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商品生产和社会商品买卖的现象,不仅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之,而且自人类有了生产和交换,它就开始了发生和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前就有了商品的制造和买卖,即有了投资者;阿拉伯远在公元前就有了制造和买卖商品的繁荣都市,也就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中国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个体户,明清两代的大商贾更是资本甚巨,令人称羡。若依马克思的理论竟是有了“大资本家”了。因此,如果仅仅把由本钱、投资和利润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权力控制、而只由市场来调节和制约的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行为,当作被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经济行为,甚至是经济罪恶,就无论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说不通了。
  其次,在被马克思所指责的时代和社会,上述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但这个发展之所以能够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够逐渐地冲破专制制度的压迫,挣脱封建权力的枷锁,打破封建商业行会的限制,而逐渐地获得了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二是因它的发展,而日渐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变革要求,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艰难建立,又反转来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这种互动的发展关系,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政治上的光明和进步,而且给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更因人类基本权利在世界一些进步国家的逐步实现和基本实现,和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把马克思所谓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渐渐地推向了能够解决和已经解决的新时代。这才是近代欧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政治本质和经济本质。马克思非但没有理解这一本质,而且从一开始就曲解了这一本质,更站到了这一本质的对立面,不仅将“资本主义”这个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行为与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等量齐观,而且将之与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并而论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可笑错误,而且是在实际上对于近、现代欧洲,乃至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了。
四、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对象和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是认识的体系,而且是行动的根据,亦即斯大林所说的,是“行动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要在理论上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政治”,而且要在行动上推倒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并将资本的拥有者 —— 资产阶级作为它革命的总对象。只因这个敌人在推翻旧专制制度的历史奋斗中,也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活跃在革命的舞台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公然否定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时,他们就将那一场革命,既定为反封建革命,又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意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认它合法的原因,却是要把它更为“合法”地变成下一个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不仅接过了欧洲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革命旗号”,并且利用这一旗号,进一步掀起了一场反对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经济的“继续革命”。如是,革命一词虽未改变,但革命一词的对象和内容,却已经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成了“革命”的敌人,而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应该被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这个革命既有了对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剥削者压迫者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无产阶级,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然而,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什么才叫做“新兴无产者”?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23。罗素既语焉不详,又语焉不确。但他指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概念,自然没有错。因为无产者之能够成为一个阶级,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工业发展、即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没有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队伍”的形成。但是,问题并不在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了“新阶级”,重要的却是这个“新阶级”形成的“来源”何在。
  马克思主义者们回答得很好 —— “是从破产的农村而来”。既如此,倘若我们再要追问一句 —— “从破产的农村里面而来的人,不就是传统的农民及其儿孙们吗?”如果这个问题成立,那我们就可以给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加上这样一个定义了,即无产阶级乃是因农村破产才脱下了农装、穿上了工装的传统农民。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新兴无产者。
  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和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走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个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与这个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送进坟墓。因此,从破产的农村里走出来,脱下了农装、又换上了工装的“新兴无产者们”,也就绝不会因为自己刚刚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便立即抛弃了传统农民所固有的传统精神甚至习惯,更不会象马克思主义者们所一再宣扬的那样,他们立即便拥有了无产阶级所固有的“优秀阶级品质”。相反,如果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这些新兴无产者们,因无不打上了传统农民阶级的烙印,因而才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更与传统农民一样,有着对于传统小生产和传统专制制度的天生恋情;和对于逼迫他们破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生仇恨。这大概就是罗素所说的“一个浪漫化概念”的内涵了。
  正因为如此,当之还没有穿上工装,即还没有变成新兴无产者的旺岱农民,在听到罗伯斯庇尔为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而砍了国王的脑袋时,便率先暴发了叛乱,高喊着“我们怎能没有国王”的口号,要为国王和王后复仇。实际上是打响了嗣后波庞王朝卷土重来绞杀革命的第一枪。当之已经脱掉了农装、穿上了工装,变成了新兴无产者的俄国农民,不仅已经能够直面逼迫他们破产,并且正在“疯狂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俄国资产阶级时,则他们对于俄国宗法制农村的固有恋情和对于俄国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天生仇恨,就自然会激发起他们对于“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旧恨。并且,一旦这个新仇旧恨又为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所鼓舞,更被“无产阶级”这个浪漫化的概念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这个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发和激荡起来的时候,这个由列宁所发动的,和以俄国破产农民即俄国新兴无产者们为主体的“革命”,其对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彻底背叛和公然反扑,也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及其现实发展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只有弄明白了欧洲传统农民与十九世纪欧洲新兴无产者们,犹如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传统农民的“天然联系”,我们才能追寻得到十九世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必然联系,即历史关系。才能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在思想基础、革命纲领、暴力形式还是在等级观念、内讧外斗以及专制复辟的本质上,都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本相。如导论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民粹派们就已经宣称“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同时期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们”,更是直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不仅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否定农民革命的错误,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巩固联盟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条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农民问题》一书中,已正式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原则,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问题”。巴黎公社则在“告法国农民书”中坦白地宣称:“兄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将成为你们的解放……”至于第一国际由对社会主义解释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内讧,第二国际由于社会主义的山头林立而引起的无休止内斗,和第三国际开张伊始就已经出现的外相残杀和内相残杀,尤其是三个共产国际对于中世纪罗马国际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苏俄、中共以及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重建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森严等级、无穷内讧、残酷镇压和嗜杀成性,特别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疯狂迫害,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无穷摧残,早已把传统农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特征(参见下卷第二章第四节),表现得无比鲜明而又淋漓尽致。同时,愈是在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其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历史特征,便在共产革命中表现得愈加疯狂的现实,就更是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关系,暴露的更加明确和清晰。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传统农民革命有着上述历史关系,而且是在近现代对于传统农民革命的一个极端发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个发展,一是革命的对象,由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体变成了崭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体;二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变成了仅仅由破产农村而来的小知识分子和“新型无产者”;三是传统农业社会要求绝对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赋予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美丽包装;四是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推动专制复辟,并实行对于一切反对者、包括对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见者的专政,从而彻底归复了最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五是阶级斗争不仅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且更成为夺取了权力的新兴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名义下镇压全体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本段标题,显然套用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荒谬命题的形式。
  列宁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极为荒谬,而且在实际上,也已经为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所彻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缔造的那个红色苏维埃国家,不仅被举世公认为赤色帝国,并且早已被他异国的徒子徒孙们指斥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个赤色帝国在一九九一年的寿终正寝,也已在实践上证明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真理。
  这绝不是历史的一个“圈套”,而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嘲弄”而已。
  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者们发动世界共产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虽然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欺骗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之整个历史阶段内,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些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钦定的概念,既已道明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体关系,那么,将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制度”的总概念,也就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质上体现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当我们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要用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区分开来之后,我们自然就为论证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廓清了道路。
一、专制复辟是专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说,专制复辟有三个层次 —— 一是王位的复辟,二是王朝的复辟,三是专制制度的复辟。第一种固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历史之中,第二种虽由一个王朝的兴废而来,但它既有可能存在于专制制度发展和维持的过程当中,亦有可能存在于整个专制制度的灭亡期。如果它属于前者,则它不仅是王朝的复辟,而且也是专制制度的延续或强化;如果它属于后者,并且专制制度已经随着这个王朝灭亡过一次或数次,那么,复辟才既是这个王朝的垂死挣扎,又是这个制度的“回光返照”,即死亡形式。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整个专制制度处于死亡阶段,却依靠暴力共产主义理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以再造专制制度的复辟,因而,不论它打着任何名义或旗号,它都是整个专制制度于死亡期的“回光返照”而已,即整个专制制度的一种死亡形式罢了。
二、专制极权是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因为专制复辟乃是专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种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状态,必使这个形式具有挣扎的疯狂性。这一疯狂性,因在愿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的决心和“气概”,所以,它才会在自己复辟成功的历史时期内,调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全部专制手段,以强化其复辟的专制统治,以疯狂地压迫和打击反复辟的社会力量。由是,专制集权便会在复辟的历史阶段、即专制制度的死亡期,走向专制的极权,即在各个方面强化专制统治,并要将复辟期的专制统治推向全方位专制统治的极端。此其一。其二,盖因专制复辟是在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卷土重来,因此对于已经实现了复辟的专制统治者来说,采取“根绝思想解放,灭绝思想异端,消灭革命愿望”的手段,以将集权推向极权,以实行全方位的专制统治,以杜绝革命的再一次爆发,也就显得无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复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便是最为鲜明的历史例证之一。24
  正因为如此,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才一是在理论上公然宣言“阶级专政”;二是在实践上以阶级专政为幌子,公开实行一党专政;三是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以无限地强化思想统治;四是反对自由经济,取缔市场经济,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的名义,来架构无计划的专制权力经济,更借用国家、人民和“公有制”的名义,剥夺全体民众的财产,将之归为“公有”,实际却是归为“党有”,说到底,无非是归为专制统治集团和专制特权集团之所有罢了。苏共、中共等等共产党统治集团,以及附属于他们的特权阶层,之对于人民财产的疯狂占有和侵吞,无耻挥霍和浪费,在今日已经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民,只能沦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之工奴、农奴和知奴的悲惨命运,也早已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极权统治,在实际上乃是对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疯狂复归,和对于封建君主权势的加倍奉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父子和齐奥塞斯库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产专制君主们,他们在前期对于权力的绝对占有,和在后期对于财富的超级占有,早已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历代专制君主的事实,无疑已经证明了共产专制复辟统治的极权性质和罪恶状态。
三、教政合一是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专制之实行思想上的残酷统治,固然人尽皆知,但其本质和要害却在全面归复和发展“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虽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经典,但因它获得了统治人间思想和人类灵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到了教政合一这一“灵肉并治”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辙的是,也正是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类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奉上了宗教经典式的至高无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获得了“党权神授”的根据。这个神,无非就是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罢了。诚如毛泽东所坦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才变成了现代共产专制国家“党政合一”这一最高形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会的力量,才将其教权伸向了世俗王权所能够达到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代共产专制国家的一党专政,则是借助党权才实现了对于政权的无限扩张。所谓党政合一,无非是对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纪教政合一这一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不仅来自宗教思想统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权,而且来自罗马国际教廷、即神权在人间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宗教诞生伊始,便是以国际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共产国际”。这个共产国际教廷,不仅控制了马克思主义新宗教的解释权,而且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权。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共产教皇,藉以发动和控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民间教廷;在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实现之后,它便变成了苏俄,即列宁、斯大林、直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图全面控制和指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三国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所具有的指挥权、任免权和讨伐权,不仅制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混乱,更因它指使颠覆各国政府,而制造了一些国家的巨大混乱和痛苦。正处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期的中国,就更是深受其害。共产国际的种种做法,无不说明它与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廷不论是在表面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和实质上,都达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统一。而在剥夺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种自由上,党政合一的共产专制制度,就更是对欧洲中世纪教政合一专制极权统治手段的心领神会。其对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对异教徒的杀戮,及其种种存教理、灭人欲的极端残酷统治手段,乃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专制统治如出一辙 —— “中世纪的教会教育,目的是在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准备,并养成他们对教会和教义的虔诚。因此,中世学校的七艺,其教学内容在于迎合教会的目的。文化在练习教会用语,修辞学在帮助解释圣经的隐喻,辨证学即伦理学,用以自经文演绎义理,算式为计算宗教节日所需,音乐在歌咏圣颂,几何学讲授圣地和天国的地文,教会虽教说上帝创造天地、星辰绕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视……希腊语文的知识,终于绝传;希腊的文献,只有少数拉丁文翻译的部分,基督教圣经,教会大师的著作,和少数古典拉丁著作,几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粮了!”25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段话里的宗教教义改换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教会改为共产党和它的各级党委会,这一段话就会无比贴切地被用来描绘“当代共产专制极权统治下一幅幅令人恶心的社会生活画面”。至于毛泽东在他二十六年专制统治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请示、晚汇报”和“红太阳”以及“最最敬爱的领袖”一类的称谓,无非是这个人间魔王一心要逼迫人民将他硬 捧成人间的上帝罢了。至于共产专制制度及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极权专制统治,已经将其国家和人民逼迫到了何种难以想象的悲惨境地;还有就是为了维护那个独尊的“马教”,说穿了,即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极权统治,一个个共产专制魔王们又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则早已是当代世界人尽皆知的悲惨故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确凿无疑地说,共产专制乃是人类历史上自有专制以来最黑暗的专制,共产复辟亦是人类历史上自有复辟以来最为残酷的复辟,当代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言即是 —— “一个幽灵,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灵,则它徘徊在十九世纪欧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找替身。同时,正因为它的阴魂所来,恰恰是那个正在死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所以它的阴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僵尸,而只可能是那个刚刚才呱呱坠地的新生民主主义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所以,这个幽灵,才借口这个新生儿鲜嫩的肌体上,不仅沾染着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母体里所带来的脓和血,并且借口他在争取生存和成长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缺点,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将他扼死在摇篮里面。
  这个看似牵强附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却歪打正着地隐喻了这个“幽灵”—— 正是它,才代表着正在解体的欧洲传统农业社会和正在死亡的欧洲专制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反对欧洲民主革命及其伟大历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生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本质,从而构成了它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最大反动,和对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反对封建、推倒专制、建设人文主义、追求民主自由之整个历史发展的彻底反动。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而已。只是这个复辟的哲学装扮着“追求人类大同”的美丽花环,盗用了“革命的名义”罢了。
  因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他们的“革命哲学”挥洒得如何的复杂、深奥和“科学”,也不论当代善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想从它里面发掘出何等民主和进步的思想”,都将是徒劳而无功的。因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创始人、资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却是,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才能因鼓动“新兴无产者”即传统农民造反而获得革命成功、即成功归复专制制度的历史事实,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制复辟本质暴露无疑,更将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真正地变成了一幅幅使东欧和东亚人民血泪迸流的凄惨历史画面了。
  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自行崩溃,当我们已经能够识别这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时,东欧和东亚人民已经付出了怎样高昂的代价。
  至此,当我们再一次重温马克思先生在青年时代所写下的那一首“壮志凌云”的诗歌,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一位自青年时代起,就要“象上帝一样”,既要“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更要将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变成行动”,并要做“这尘世生活的造物主”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时,如果我们再来凝视那一幅幅用无数人民的血泪所涂就的“漫画”,我们又会对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产生怎样的感觉或认识呢?
上一节总目录导论注释
注 释
第一章:
01、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宣布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国民,人民拥有普选权;实行君主立宪及一院制议会制度,严格限制王权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代表保王党势力的卡普曾以东普鲁士地方长官身份,借协约国命令德国解散两个旅,于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勾结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企图恢复第二帝国,瞬间败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党人拥护久加洛夫竞选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称要复辟苏联。流亡在纽约的苏俄党人竞相号召加入苏共,到处张贴“冷战就要来临”的标语。虽然声势凌人,终至败北,但俄共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携带家小共十五万人,举着沙皇画象,唱着圣歌,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请愿。沙皇命令军队开枪,当场打死一千多人,两千多人受伤。因是日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尔品:《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优秀历史文学评论选》,一九八三。
02、新唐书:《李逆列传》。
03、〔明〕:《李逆传》。
04、同三。
05、〔明〕:《张逆传》。
06、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07、参见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鲁迅:《阿q正传》。
09、〔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10、同上。
11、〔德〕爱德华·甘斯:《人物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13、列宁:《国家与革命》。
14、〔英〕罗素:《欧洲哲学史》。
15、同上。
16、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实行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以彻底失败为告终。
17、转引自罗素《欧洲哲学史》。
18、指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哲学家边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21、22,《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23、罗素:《欧洲哲学史》。
24、“圣·耶稣会”曾是极其反动的宗教思想组织,因臭名昭著,于文艺复兴之后被罗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庞王朝一复辟,即恢复了该组织,意在加强思想统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
26、《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上一节总目录上卷第一章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一章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
第一、王朝统治的末世与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顺帝元年入据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近二百年,历经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机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专制的统治与压迫有增无减。吏治上则“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官场一片腐败现象。军事上曾称雄一时的二十二万八旗兵与六十六万绿营兵,也早已“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尤其是在农村,“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因失田败家,流离失所,而成为“盲流”者,比比皆是。鸦片毒患的泛滥,致使全国有数百万人吸食鸦片,其中“以衙门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鸦片者十之八九”。诚如林则徐所言:“羌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显然,清王朝犹如中国历代君主王朝一样,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统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较之历代王朝还要悲哀与凄凉的是,它更处在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时,不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历经清王朝的由兴及衰之后,终于走向了它最后的衰亡期,并且自明代就已经萌发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君权神圣的怀疑和批评,亦因清代君主权力的再度加固,而进一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于神圣君权的大胆批判甚至否定。换言之,即中国知识界亦已从维护君权出发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始了向维护民权出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过渡。另外,在中国,已经存在和缓慢发展了数千年的商品交换即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亦在摆脱了元、清两家蛮族入侵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落后影响之后,正在期待着其高级形式即自由经济的孕育和形成。特别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开放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决心发起改革开放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源于外患和内忧的相继爆发。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国际间,其对民主主义的追求乃远逊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们虽然对内追求民主,对外却仍恃强权,必要时,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办法,即用坚船利炮来达到征服它国和发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说,英国将鸦片输入中国,已经说明它不择手段,一八四零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逼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更是将落后的中国和向来自视泱泱大国的清王朝,从此逼上了“赔银求和、割地求和、乃至开门揖盗以求和”的悲惨境地。
  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鸦片战争为表症的外敌骎骎内向,又使得整个王朝统治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由内虚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
  然而,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艰难时世,却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恨国之不强、己之不争的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不仅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长空一鸣;而且开始批判“封关禁海”,提倡“藏富于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图强御侮。杰出的思想家魏源,为富国强兵,不仅编出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以期国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不除蔽而能兴利之法”的变法呼声,进而提出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主体思想的一整套改革开放理论。既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制长舰、造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以御侮;又要求清政府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以制造轮船、机械、及各种国用和民用产品,以富国。为清王朝发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奠定了先决的思想条件。
  由是,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内乱此起彼伏”,面对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万世长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击”01 这样一个艰难时世,面对着历经惨淡才削平天国之乱、并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富国强兵和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中,终于意识到了“变法”即改革的重要。为了平外患和治内乱,即为了抵御外侮,更为了维护大清朝的统治,针对顽固派反对“变而从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场,不仅由汉员大吏李鸿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变革主张,而且由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治器为先”这样一种改革思想。于是,一场由清王朝发起的改革开放运动即“洋务运动”,也就在满清专制王朝和整个专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大地上,被有声有色地推动开来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内容和成效
  这一场由清政府发动的经济改革运动,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三是对内搞活,为开掘民间资金,而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纯粹商办即民办的办法,以振兴实业,开创和发展民族自由经济;四是对外开放,取消封关禁海,开放通商口岸,开辟经济特区上海,为补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五是局部允许结社和办学,倡导当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开道。
  由是,清政府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始,不仅使得枪炮、船舰、铁路、电报、采矿、纺织、机器、磨坊等官办和民办的实业竞相出现,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学馆、学会和学社交相并起。因此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势已有成,向西方学习亦渐成风气。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则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即自太平天国败亡直至戊戌维新止,应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就那个时代而言,起码已经使古代的中国急剧地开始了向近代中国的过渡,更使那个古代化的大清朝,开始实现近代化。中国从没有火车轮船到有了火车轮船,从没有电报电话到有了电报电话,从没有机器电力到有了机器电力,从没有高楼大厦到高楼大厦始布沿海沿江的各个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现,使它不仅作为清王朝推行经济改革的“特区”,至今仍可以睥睨于邓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而且它作为清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短暂岁月里才兴建起来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赢得“东方明珠”的美称,从而跻身世界最繁华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语以形容之,便实在不能不说它是清王朝改革开放运动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诚如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们所指,清王朝的这一场改革开放运动“不仅为图强御侮和维护大清朝的统治,进一步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传统农业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的性质与结局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盖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乃是从自救、即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发,“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没有达到,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危机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改革旧专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开放的洋务派大吏们,才能因权倾当朝或权倾一方,而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着因改革开放才创办起来的“国营”企业,既谋取暴利,又贪污巨款,然后“买地、捐官和滥肆挥霍”。
  由于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不仅用人唯亲,冗工滥食,贪污中饱,营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如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这样一些不幸事实层出而不穷。04
  同样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旧专制统治集团中的旧贵族和旧官僚,新贵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旧政治和旧制度而享有特权者,包括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在内,才都会以其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关系,借改革以肥己,胁改革以利身,从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权和分利于民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扩张特权和夺民之利的结果。
  自然,更是因为不改革旧专制政治,不变革旧专制制度,层层级级的为官者才会既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形势下,“谋图中饱,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05 重税盘剥既有增无减,厘金屡抽更是习以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间“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清政府派大员刚毅南下以“整顿地方税收、增加国库收入”,刚毅虽得意而归,却同时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称号,仅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万两白银,以致连外国评论都说“刚毅之行,无疑是为这不幸的帝国增加苦难,差不多就象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经济改革运动,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腐败和腐烂,乃是“增加了这不幸帝国的苦难”,乃是“要将那些经常燃点的叛乱火星煽成烈焰”,特别是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和中国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无情的历史,终于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政府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似乎就在它推动改革开放的笙歌燕舞之间,就被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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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良派的失败、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历史的事实是,政治改良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派的胜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历经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轰然兴起与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
  如前所说,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运动非但没有治愈它的腐败,却反而使它的腐败歧生歧长,变本而加厉,因而,由经济改革运动所给清王朝带来的“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特别是北洋海军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灭,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国与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所给予国人的强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有了痛彻心脾的感觉。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对于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反思,终于使他们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逐渐地,并且是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康有为,犹鉴于“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乃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和“及今而不思变,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乃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深刻不满,把东汉以来为历代帝王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今文尚书、逸礼和左氏春秋”统统说成是湮灭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伪经”,企图突破清政府把“西学为用”只用在经济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实行“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即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康有为继一八八八年上书光绪帝不得之后,先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以倡政治变法;后于一八九五年在京联合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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