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谁是新中国   谁是新中国_全文阅读_3 首页

关灯 护眼     字体:

上一页 | 下一页繁體阅读加入书签

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上一节总目录下一节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着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
  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着手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着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09 同样,如果没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者。
上一节总目录第二章
第二章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如前章所论,随着民主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发展,不仅引发了种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而且导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产生 —— 他们或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复辟之实;或“以革命的名义”来掩盖专制复辟之心;或利用传统农民革命以打击民主革命;或号召一个新的“革命”,去颠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状态。因此,如何识别不同性质的革命及其本质,如何鉴别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找出名义与事实的根本区别,便成为民主革命能否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一个重大前提。但要从传统革命和现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质、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则莫过于“传统农民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家。本章即是对这“两家革命”的由来、内容、本质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讨、分析与论辩。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传统农民革命无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却又最能够与专制复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别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和它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能够促成历代专制统治屡死屡生、周而复始的历史特征,以及它与现代共产革命在思想基础、暴力形式及革命主体力量上所拥有的历史关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们必须予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男女在生产地位上的变化,而导致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个体家庭亦随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被逐渐地巩固下来;另一方面,对家庭小生产的管理,直至家庭权力的形成,包括对财产的管理、分配及继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长式”地位。从此,这个由家长式地位所逐渐形成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成了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的原始胚胎。此后,不仅传统农业社会之基本管理形式,诸如宗法家长制等均由此衍变而来,并且,由家长制发展起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之社会政治形式—— 专制制度,及其发展、沿革、完善和强化,也无不以它作为细胞与雏形。皇帝固为天下至尊的大家长,而“父母官”一语,更是形象地凸显了家长式专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论是分封式的贵族政治、即封建专制,还是中央集权式的郡县政治、即君主专制,只要他们家长制的形式和内容并未改变,则他们作为专制统治的本质便不会得以改变。而企图反抗、反对甚至推翻专制统治的种种欲望和表现,亦只要他们不能最终地推动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解体和消亡,并最终地改变以小生产与家长制“作底”的专制制度本身,就同样只能造成专制统治的自我复归,甚至强化。历代农民革命只能推倒现存专制统治,却绝不会改变整个专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共同历史现象,早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认知的正确。
  然而,农民确曾反抗过专制统治。农民对于专制统治的造反,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更引起过无数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农民革命却是农民在绝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主动变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与近现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戌卒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盖因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浒传》对于种种“逼上梁山”的生动描写,实在是对历代农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学概括。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个个都是“早称王”,即便是“缓称王”,也绝不是不称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农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质。
第二、天命观和大同思想是传统农民造反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代农民革命之所以共有着上述这样一些鲜明性质,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以家长制与小生产作底的专制制度,恰恰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社会政治形式,即传统农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罢了。由是,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内涵和外涵的种种专制观念,才获得了统治和被统治两个方面的“同一”。诚所谓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加之,在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与长期的自守维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维系专制统治的要求,一方面则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限制。农民由于被迫长期处于无文化、无思想的境地,还因为观念本身的“简单明燎性”,而使他们世代相沿地接受、并传承了一整套“专制思想和专制政治”的简单观念。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等。这一套简单的专制观念,对于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农民,因能起到“灭人欲”的作用,才会迫使他们甘守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这一整套的简单专制观念,又在农民身处绝境、决心铤而走险之时,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揭竿而起的“思想动力”。其中最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旗帜者,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天命”虽是历代专制统治者实现统治的依据,却同样是改朝换代的根据。所谓“顺天应人”,所谓“天命难违”,所谓“天人合一”等等,无非是将人间王朝的兴废指为上天的意志。因为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反”。这又是一个“同一”。由是而把统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观念不仅支配了专制的统治者们,也支配了农民的造反者们。是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才需要从鱼肚里剥出一幅写着“陈胜王”的黄绫,以彰示“天命”所归;汉末黄巾起义,也才会喊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之变革天命的呼声,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国十八世纪农民革命领袖普加乔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称“彼得三世”,亦无非要为自己挣得一个“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标明他对于叶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为“天命”所使然。
  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长制与小生产而来的专制制度,在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分配及继承上,产生了严酷的等级划分。二是意在维护这一严酷等级制度和极端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专制统治者们,常常又剥夺了被统治者 —— 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在时难年荒之时。这就刺激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诉求,既表达了诗人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怒和痛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无限期望,就更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平等的明确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才会在他们的“桃花源梦”里产生对于大同思想的热忱向往;由是,传统农民每遇铤而走险、揭竿造反之时,才会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剧烈地演化成为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陈胜有“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王小波、李顺倡言“均贫贱、等富贵”。李自成宣称“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则将西方宗教的教义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鼓吹起义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曾出现过的“掘地派”农民,便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纪在俄国号召到农村去的民粹派们,尤倡言“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在东方,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为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干脆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来源和巨大革命动力”。 因此,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经成为整个传统农业社会严酷等级观念的对立面,同时亦成了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才既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又成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对于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现实进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动力,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马克思要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东方,由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不平等社会的造反和革命,固无一家曾真正建立过“天下大同”的社会;在西方,由马克思所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更只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社会,制造出了一个个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级化的残暴专制极权制度。由此可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
第三、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特征和危害
一、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01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
二、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特征
  既然作为农民革命思想动力之一的天命观念,因农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思想动力,即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归于幻灭,所以,起事之初用以号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号,便立即成了几句空话。为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划定名位和重新划分等级所刺激起来的农民英雄们,对于权位、金钱和美女的追求与争夺,便必然要引起内讧与内乱的发生,而首先从内部腐烂起来。陈胜、吴广的“张楚”毁于斯,太平天国的洪、杨内讧起于斯。做成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则“兴内讧、杀功臣、灭冤党”,以维护帝位、王权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内讧,才极大地削弱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内讧,才将追求人间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毁灭在起事英雄鲜血淋漓的互相仇杀之中。洪杨、洪韦的疯狂内讧过去之后,每逢周末,当洪氏天朝的官员们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讲“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条”时,伫而听之者,已经寥寥无几了。应该说,正是农民革命内讧的必然性,才为农民造反的英雄们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同样,也正是成功后蓄意兴狱和制造内讧,即采取“飞鸟尽、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维护一姓江山,才保证了新王朝的确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统治地位。
  传统农民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对立和矛盾,还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的另一个基本历史特征,就是鲜明的暴民运动性质。这是因为,是天命观,才给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以要求变革天命的根据,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理想,才给了传统农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帜,因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动人心和号召造反。但是,一方面虽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却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毁灭平等,从而必然造成革命结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径庭,和永恒空想不能实现时的疯狂破坏。加之长期专制统治之下,传统农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简单的专制观念,再就是对专制统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对于思想、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及蔑视,也就于不知不觉之中强化了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内讧的残酷,流氓无产者的介入及放肆,和农村中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即不仕子们,对于时代、社会、官场和达官贵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种种变态心理及其必然发作,尤其是当他们已经成为那一帮乌合之众的当然领袖们时,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变成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然而,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造反者的眼里,不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气壮。这无疑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以破坏为能事,杀戮为泄愤,蔑视知识为本色,迫害士人为天职,扫荡天下为壮举等种种暴民行为的根本由来。黄巢攻陷长安后,不仅“搏棰居人索财,号淘物”,而且“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以乱之,捕首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资,宗室候王屠无类”。02 黄死,秦宗权更是“屠老儒,焚屋庐,城府穷为荆莱,唯乱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时,“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则“勋戚文武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营中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04 与李自成并起的张献忠,克襄城时曾“擤刖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后竟以开科取士为名,“集杀士人于青阳宫,垦杀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县。及至事败之时,又将亿万数宝物,投入锦江,然后决水放流,使一物无存”。05 太平天国洪杨内讧时,韦昌辉竟能率众于一夜之间便杀害杨秀清部三万余众,致使江水变色。然而,毛泽东却说:“农民起来了,好得很,他们冲进地主的家里,连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农村失意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不仅精彩地描写出“农民起来了”的生动情景,而且把农民革命造反的暴民运动特征,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失意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变态,都表现得相当地形象和贴切。对于农民来说,主要是对于那些在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泼皮二流子们 —— 美其名曰“流氓无产者”们来说,07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显然,正是这样一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命”(参见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及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为毛泽东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和事实证明。
三、传统农民革命对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于传统农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因而,它才在世界专制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史上,成为传统农业社会实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历史方式。由是,传统农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为一场推翻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却在革命的结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前所说,其作为传统小生产和传统型小生产者的“天敌”,既带着工业革命与自由经济所散发的新鲜历史气息,又带着足以撼动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小生产方式,乃至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所以必然要遭到传统农民的反对。因此,在一个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当民主革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条件去及时地摧毁和改变这个基础,甚至还期望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农民也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时,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获得力量的暂时强大,却又因此而完全可能为自己埋下可怕的祸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够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及时地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为农民的革命家们,他们确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刚刚爆发时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胜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转来进攻民主政权,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重建专制制度。从而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上,又增加了一个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如果这个国家里的传统型农民革命,又接受了为近代西方科学所包装好了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那么,其所能焕发出来的更加疯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质上要求复辟的欲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仅足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个新世界”了。俄国长达七十余年的悲剧历史,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祸延至今的专制复辟现状,以及东欧和亚洲一些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二战之后因“革命”而重蹈专制厄运的悲剧历程,实已证明了这一历史的真理性。
上一节总目录下一节

二  世界共产革命是在革命名义下重建专制制度的复辟
—— 论马克思主义是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
  提要: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 马克思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 马克思鼓吹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错误、社会根基和历史本质 —— 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自从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变迁,更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由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非但没有如其所愿地,在他进步的欧洲故乡得以实现,即便是在世界的东方,主要是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在按照他们的“革命”理论进行过一番残酷的倒行逆施之后,亦终于走向了自我崩溃和全面崩溃的失败境地。一百五十年来,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大趋势,不仅证明民主已经一再地战胜了专制,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民主进步的一种历史反动,它不单单在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发展中,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尤其制造了以共产革命名义疯狂推动专制复辟的历史惨祸,更将夺权和夺权的手段,专制和专制的范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方式,推向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之上。以制造了十五忆人灾难和死难的“革命实绩”,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红色记念碑”。
第一、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
  历史的事实是,十五世纪的欧洲既出现了文艺复兴,又出现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严要求冲破中世纪宗教专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间;后者则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给予欧洲天主教会以致命一击。由是,十六世纪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时代:作为中世纪绝对至尊的天主教教义,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学因日渐地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枷锁,而日新月异地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从而不仅使中世纪教皇要统一人类宗教教义的努力归于失败,并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统治和宗教专制统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纪不单是科学兴盛的时代,也是笛卡尔怀疑哲学产生的时代。因为笛卡尔要用理性 —— 神,来判定科学的真伪,表面上是要为难科学,实际上却要为科学的发展打开一条通途。因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权威,来排斥地上的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束缚。其后的斯宾诺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学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现了教会的威权逐步衰落,科学的权威却日渐上升的新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条件下,自由经济才要求突破封建行会的限制和封建权力的压迫,人文科学则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会政治更要求政体和制度上的革新。这一切无疑都在预示着,传统农业社会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形成和发展。于是,十七世纪爆发了英国民主革命,十八世纪爆发了法国民主革命。前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后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新政体是英国人民历经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后,才逼迫君主政体让步,并与君主政体实行调和的产物。其后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激发了工业革命,从而获得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空前成就。诚为“革命之所赐”(孙中山语)。新国家则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从而以其“直接了当之共和”(孙中山语),而成为欧洲以致整个世界呼唤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帜。
  如果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乃与英、法民主革命类似,均先后历经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那么,以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民主革命风暴,不仅激发了意大利志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动了匈牙利要求摆脱奥匈帝国奴役和要求解放农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后的德国才迫于欧洲的民主进步和经济发展,而急于建立一个统一、并且是强大的专制帝国;俄国则为了维护沙皇君主专制制度,才一边要继续强化专制统治,一边又要用专制改良的手段,以预防革命的爆发。
  一言以蔽之,在欧洲,自十五世纪始,在科学与宗教,民主与专制,自由经济与封建经济历经了长期和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在十九世纪逐步地迎来了民主主义战胜专制主义和自由经济战胜封建经济的决胜期。这才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由来、本质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和个人环境
一、国家基础和社会条件
  虽然十九世纪是欧洲民主主义之对专制主义、自由经济之对封建经济的决胜期,但这并不等于说,十九世纪已经成为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全欧洲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经济的全胜期。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有的尚处在民主与专制的艰难反复较量之中;有的则处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复杂多变过程里面;东欧的一些落后国家,特别是马克思成长中的德国就仍然处在乡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还在苟延残喘 —— 当代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在她对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研究中指出:
  “德国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讲着一个共同语言,以前同是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的小邦国。德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它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种地过活。
  “那些按照法则经营着自己种植园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拥有某些封建特权:他们被免除了财产税,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会的圣职授予权,而且控制了省议会。他们通常都将投机所取得的财产和靠传统所积累的特权集于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职并且控制着军队。
  “普鲁士有六十七道关税卡,西部各省流通着七十一种不同的货币。 “从拿破仑失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经济的特点是迅速向工业强国的地位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通过自上而下地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农业社会来实现的……但是,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对社会仍握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德国的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虽然农业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长,被暴发户和手工匠人所打乱的城市社会,人口急剧流动,阶级对立不断增长,这些都为各种政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手工业者大量迁移,有的去了国外,有的进了工厂,那些留下来的人,则敌视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后果。工匠师傅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往往更为保守……工厂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得不偿失……
  “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同于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一个典型的地区就是恩格斯长大的乌培河谷。在那里,加尔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种严格的僧侣统治观,并认为有义务为了上帝更伟大的光荣而不断增加上帝赐予的财富。”09
  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德国的国家基础。它几乎是直言不隐地指出了当代德国的封建性,和封建统治下的德国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敌视。而马克思、恩格斯便在这个环境中长大。
二、个人环境
  戴维·麦克莱伦还在她对“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马克思”、即青年时代马克思的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中说道:
  “象卡尔·马克思这样纯粹的犹太血统是非常少有的……卡尔·马克思的祖父说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犹太教的教职),而他的妻子查盖的祖先更有名气,她是特利尔的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莫泽斯·里沃夫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特利尔的拉比。而在卡而·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中,曾作过拉比的先人一点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尔·马克思的同学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数出身于中下层家庭 —— 是农民和工匠的儿子。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决心选择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的职业。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起来似乎还是高尚的……。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当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伧促从事的人毁灭。
  “他还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 ——有谁敢否定这样的教诲呢?
  “走进了大学的马克思已经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
   面对着整个的奸诈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还指出,大学阶段的马克思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认为,正是黑格尔的哲学已经在现存的事物和应有的事物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受到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的强烈影响。而甘斯已经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圣西门主义正确地观察到,奴隶制还没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而实际上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下来。正如一度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相互对立,接着是贵族阶级和平民、国王与臣仆的对立一样,今天则是游手好闲的人同劳动者的对立。人们只需到工厂去一趟,就会看到那数以百计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牺牲了健康去为一个人提供服务和利润,为了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放弃了生活的全部乐趣。当被剥削的人象动物一样只有饿死的自由时,这难道不是真正纯粹的奴隶制剥削吗?难道没有必要在这些无产者身上唤醒公民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他们现在自发地干着的这些工作吗?国家应向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提供必须品,这一观点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未来的历史将不只一次地要求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各个行会中,有一种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如今这些行会已被摧毁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现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劳动者,难道不是从行会专制制度下和师傅的绝对统治下逃脱出来,又受到工厂主同样的统治吗?难道就没有一种能改善这种状况的方式吗?当然有的,这就是自由的行会,即社会化。”11
  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呼唤。但是,这类“呼唤”,无非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在社会转型期对于正在消亡的旧社会的痛苦呼救,和对于正要诞生的新社会的愤怒指责。是新生命在诞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阵痛,才逼迫其母体所发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这一类的“愤怒指责和痛苦嘶叫”,才又对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们起到了震聋发馈的作用。更何况,这类指责和嘶叫,又是颤响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时,英国的新政体,法国的新国家,启蒙运动之“自由、平等、博爱”的呼声,民主革命在欧洲日渐胜利的消息,和革命与复辟的艰难、复杂及反复较量,对德意志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并且,即便是生活在莱因河谷的德国人,虽因拿破仑曾经占领过,他们也只是对法国的思想和风气仅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况,纵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国自由风尚影响的封建王公大臣们,当他们谈论起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风气时,大不了如同俄国的宫廷贵族们一样,也只将它当作一种时髦和装饰,甚至只将它当作腐烂生活的一块入时的遮羞布罢了。相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正是从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家里,领会到了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意识,看到了专制和专制末路的现实,特别是从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纪教政合一的残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夺取权力以拯救人类和重新建立人间天堂的宗教狂热,更在已经弥漫了整个德意志的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氛围里,接过并篡改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武器。然后,他们才带着对德国封建主和德国小市民、即所谓德国资产阶级的种种嘲弄,带着德国宗法制加小生产式的“真正社会主义草图”,被迫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和英国。
  然而,正处在革命与复辟艰难较量历程中的法国,不仅使他猛然目睹了专制制度所留下的“废墟”,目击了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混乱”,看见了新社会和新制度所承继的破产、失业、贫穷、劳累等历史“遗产”,以及种种足以令人“伤感”的社会现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其艰难创业发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因此,当他听到法、德工人三次罢工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时,他从宗教里得来的要拯救全人类的强烈愿望,便与他在青年时代早已受到影响、此刻正在欧洲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拍即合。这就不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欧洲现实发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德国,藉以肯定“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兴无产者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 —— 实际上则是批判新兴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以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左右开弓。换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个批判的理论体系,即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以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开始一场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乃是“行动的哲学”,他才会与“正义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帮会 —— 这些被“资本主义”逼迫破了产的德国传统农民结合起来,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改变了对背叛者必须“处死”的帮规,却将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帮语,改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
  诚然,正是这样的国家基础、社会条件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成长环境,才终于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来源,并为造就一位专制主义的新宗教领袖 —— 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理论歧途和理论要害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信徒们,为了标榜其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性,曾一再地宣称该理论有着三个正宗的来源。这就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宣称,第一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二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来源产生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然而,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来源,而在于马克思是怎样曲解了这些理论来源,然后又是怎样地将它们推向了理论的歧途,并使之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成为一家专事鼓吹专制复辟的哲学。从而为那个正在艰难进步的时代,制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乱,直至成为对于欧洲十九世纪历史发展的真正反动。
一、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
  应该说,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一个永恒的共产主义天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它不但使人类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和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的“国粹”,亦同样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因此,共产主义一语,如果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横加糟蹋,而仅仅作为人类的一种心愿,一种理想,一种文化和一个梦幻,即使永存人间,也并无所妨碍。尤如失去了权力的宗教一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们的错误,甚至是罪恶,并不在于他们怀有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于由他们所提出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类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即理论要害,更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制造了人间罪恶的根由。
  由是,我们才能区别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才能判断究竟谁才是善良的空想,谁才是罪恶的空想。即:谁为这一空想的实现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谁又为实现这一空想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罪恶。
  虽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切构想,原就来自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要指责圣·西门和傅·立业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的分野点,便是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方法上。圣·西门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傅立叶则希望劳动者应与资本家联手共同建设理想的社会,而马克思却是一再批判地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同时,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 其后,列宁因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又用暴力手段巩固了政权,才会更其强调地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3 毛泽东鉴于有失去这个“天堂”的危险,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和专政的理论,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进一步“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的专政推向极端,直至对那些敢于在内部同他们争夺权力的同伙,也要实行残酷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样一串革命与专政的理论链条,建立和发展了这个“暴力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由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共产革命领袖,所一再宣称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的方法来建立和保护的,无非是他们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这个天堂,对于人民来说,不过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地狱罢了。
  相反,由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资本家与无产者联手以建设人间天堂”的设想,虽然在建造人间天堂上至今仍为空想,但是,却在建设人类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进步和繁荣的经济发展,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以实现。至于在那些因诱发了马克思的共产革命,而重蹈专制复辟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则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暴力共产主义乃是血腥空想的历史本质。这一因人类进步而获得的血的教训,才真正是当代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已经和必然要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
  马克思主义者们宣称自己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合理的基本内核。所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无非是指费尔巴哈在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指出这一“绝对理念”无非是上帝的“同意语”之后,乃坚持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类按照尘世的现实创造了上帝,即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在人

|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