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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施行大屠杀。此为运动的对抗期。对抗期在性质上显然是发展期的继续和强化。因为,一是人民于运动发展期的民主要求并未因“大军压民”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它是发展期的继续;二是中共蛮横的姿态非但没有压制住运动,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极大反感,直至造成强烈反抗意识的产生,即情绪和要求的升级。北京学生的绝食,以及全国人民对绝食学生既爱、又怜、更要支持的强烈表现,便是它的明证。所以它才是发展期的强化。至此,运动的中心虽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但运动的声势却开始外延到全国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当局对绝食学生不问生死的态度,所引起的全国和全世界的震怒和关注,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长时期以来对于中共的深恶痛绝之心和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运动的发动期所显示、又在运动的发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运动性质,到了本阶段,已日益演进为“民主精神对于专制暴政的鲜明对抗”。六四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主抗争运动”,从而开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变、转换与推进的伟大进程,中国大陆人民亦因此而在运动中开始走向彻底觉醒。
  八九民主运动在对抗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性质变化,自然带来了它在构成上的变化。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虽然仍是运动的中心和尖兵,但运动的主体与主力,却变成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市民、个体户和部分的工人及农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车下,欲以老命来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足以说明民心的立场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运动的对抗期,一批曾在运动的发展期卷入运动的少数党政干部和少数中下级官僚,已开始迅速地退出运动;至于某些曾在运动发展期参加、或声援过运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中共“民主党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发展期长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层知识分子”,却开始游离在运动内外,直至脱离运动,有的甚至因为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和摸不准中共烛影斧声的内斗变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学生,胆中害怕中共。于是他们只好反转来用“同情”的姿态,去“劝说”学生和“劝阻”这一场民主运动。即既要向绝食学生表示同情,又要与学生及其运动划清界限,以在两边都留下后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纪念日前后,在由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于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运动和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浪潮里,他们亦已经明白无讳地承认自己介入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要“代表政府”去劝说学生罢了。而他们对于绝食学生的指责,就更是表明了他们在感情和立场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当然,他们这样做,说穿了,亦无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当年的无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处以对抗期的运动,不仅是对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大考验,也是对所有介入了这一场伟大民主运动者的大鉴别。人民因此而纯洁和发展了自己民主抗争的队伍,中共因此而暴露与表演了他们极端专制强权的本性,中共党内的某些知识“精英们”亦终于在冰、炭不能相容的冲突情境下,作着极其痛苦的选择。然而,已经太晚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来“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视他们为政敌的的党中顽固派,自然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党内政治异见者,而绝非中共专制政体的真正反对者,如若惨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们当中一定也会有一些人,将随着中共的持续倒行逆施,持续地拒绝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断的绝望,从而日益地清醒起来,不仅能够完成理性的觉醒,甚至能够完成感情的觉悟,而最终地走上与中共决裂、并与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结合的正确道路,为中国大陆来日的民主变革尽智、尽才和尽力。
  第四阶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历经中共镇压和人民暴动,直至运动的最后失败和结束。此为运动的最后阶段,亦为民主运动的暴动期。因为正是中共的大屠杀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运动,由此而从对抗期的民主抗争走向了暴动期的大规模人民暴动。“六四”之夜,当北京人民于血与火之中惊醒过来时,当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最后的那一点期望,终于被中共用人民的鲜血扑灭时,北京人民立即进行了英勇壮烈的反抗,即暴动。特别是“六四”之后十余日,全国各地、各大中城市为反对中共北京屠城所爆发的公开反抗,不单使山岳为之变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壮,其规模之阔大,其置热血和生命于不顾的旷世景象,乃极大地表达了中国大陆人民对于中共专制统治的彻底觉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为。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将他们数十年来在中共残暴统治下的积怨、积恨和积仇,统统地爆发开来了。在全国各地,到处是火车停驶、飞机停飞和公车横路;到处是工厂罢工、农村罢耕、学生罢课和商店罢市;到处是倾城而出和望不断的人民抗暴游行队伍;到处是气壮山河、悲愤难抑的口号声和哭泣声;到处都飘舞着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头饰及胸花……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高举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壮烈景象,亦为人类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奇情和奇景。在重庆,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终于和妻子一起走上街头,走进了抗暴队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这一辈子连想也不敢想的口号﹕“打倒共产党!”在武汉街头,一位妇女泪水滂沱地讲演说﹕“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的同胞?你们说,四十年来共产党可为中国人干过一件好事?”听众回报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安徽某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校里,当一位女教师流着眼泪问孩子们说,“北京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开枪打死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这些乡间的孩子们居然和泪跟着一个孩子高呼﹕“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事后,这两句话,又被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它书写在那一块小小的黑板上,好几天内,上堂讲课的老师们都不忍心将它们擦去。
  中国大陆人民觉醒了,中华民族真的醒过来了。历史终于将自己“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过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却为推动中国大陆人民由追随专制改良向追求民主变革的迅速过渡,竖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它无疑标志着中国大陆人民的民主觉醒和民主追求,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后,在海外,由于种种为中国大陆人民所难以了解的原因,曾数度掀起过批评“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围剿“六四”学生领袖的风潮。甚至直到今日,这种对“六四”民主运动不公正、不正确和不怀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仅在海外占有相当的市场,而且已经形成为一种思潮。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驳,但是,它们的影响所及,却对当前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带来了许多的障碍与困难,更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产生了许多的怀疑和错识。笔者在此仅想说的是,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她所面对的虽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残酷的专制政权,但她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和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却是一次和平与非暴力民主运动的楷模与奇迹。如果批判者们和否定者们要站在和平与非暴力、甚或是所谓理性的立场上,来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六四民主运动,那我们只能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也就必然要遭到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阅读一点人类进步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人类民主进步的历史,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出这样一个至为正确的结论。反之,所谓人类的民主进步,尤其是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无所由来与无从谈起了。
  似乎应该指出的是,仅仅证明了“八九”是一场民主运动,还不能说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将它爆发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予以进一步的深刻说明。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将相距了七十个年头的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我们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区别,便不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更不能对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过渡艰难反复历程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不仅爆发在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即民主和专制正处于公开较量的时代,而且还处在一场伟大的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头。而八九民运却爆发在中国大陆已经遭遇专制复辟整整四十个年头,中共专制政权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经济改革、却决然不愿施行政治改革之时。所以,五四运动才欣遇了一个人民已经拥有新闻、言论、集会、结社之相当自由的革命时代;相反,八九民运却遭遇了一个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经被剥夺罊尽的复辟岁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处于一个能够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时代,因而能够公然地反对军阀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相反,“八九”却处于人民不能、也不敢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复辟时代,因而才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专制制度和全面复辟专制统治”。所以,前者才敢于高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以公开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对军阀政府,而后者却只能够声称是“要求新闻自由、反对官倒腐败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对专制统治。
  其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才在对军阀政府镇压的猛烈抗争中成功了,获得了“外争主权和内除国贼”的胜利。军阀政府虽然企图镇压,却不敢镇压,更不敢施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甚至只能以让步、认错和“拒绝签字、惩办国贼”为告终。由是,中国人民才终于迎来了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八九民主运动却在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者们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下,让腥风血雨洒遍了整个神州。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甚至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都开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两个民主运动虽然在时代条件、思想基础、政治立场和胜败结果上存在着上述重大的差别,但是,同作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们根本的相同之处,还是在于,它们均爆发在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之中;而它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则是一个爆发在革命与复辟正处在公开较量的时代,一个正处于已经实现了全面专制倒退的“复辟岁月”。虽然这个复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犹如北洋军阀们的企图复辟和实现复辟乃是在“共和的旗号之下”一样。虽然中共的专制复辟乃为北洋军阀们的专制复辟所不能比、也不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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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王朝改革、邓小平改良与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简单对比
  本节标题之所以称清政府是为改革,邓小平是为改良,乃是从他们在专制改良的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深与浅而言。下文将从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试以说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邓小平改良的相同点
  其一、两者在本质上均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都只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经济上西学为用,旨在维护专制统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两者在理论上的相同之处,是均没有一个真正近代或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其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却都有一个维系和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做为他们改革的桎梏。前者为孔孟儒教、三纲五常,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才一个要空喊“富国强兵”,一个假喊“振兴中华”。然而,两个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长治久安”,即“专制长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两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以经改为主,二是经改均历经两度,三是都搞的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允许独资和合资,四是都搞的是对内搞活、允许个体经营的存在和发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许),五是均设立经济改革的特区 —— 只不过一个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一个却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贵风流乡”。其四、两者都反对过政治改革,特别是都反对专制制度的改革。只不过清政府曾从坚持四个不能变退守到三个不能变(参见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却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四个坚持”。二是均血腥地镇压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们逃往国外。三是均在镇压政治改良派两年以后,因统治危机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经济改革运动,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经济局面。四是在二度经济改革中,与近现代各国曾推行改良的专制政体一样,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政治镇压,企图以此维护正在江河日下的专制统治。只不过中共对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镇压更加广泛、更加残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宪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经改中,高度集中权力,强化专制统治,一个将权力集中至满族贵族、直至皇族一身,一个则将党权集中到企图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步。六是尽管如此,却同样造成了专制权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层层削弱,其专制权力的瓦解和崩溃同样势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与邓小平改良的不同点
  其一、就改革动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属于王朝统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阶段的“自救”行为。邓小平的改良却属于一个专制复辟政体“为维护其复辟统治而进行自救”的行为。二是清政府于历史消亡期的一切败症,虽是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处于历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现,却也是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下的现实反映。但中共的种种败症,除为复辟的专制政体所共有之外,却是它在“既无外患、更无内忧”的和平局面之下,长期地和一再地要“斗天、斗地和斗人”的一个政治恶果。是故大清朝虽为外族统治,又运交专制制度的末路,却能够绵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为自救而实行改革;而中共作为一个未曾统一的复辟政权,虽运交国际共产专制复辟的兴盛之日,却只撑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来自救了。
  其二、就经济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是,清政府长达五十年的两度经改,却“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形成”(参见上卷第一章注释)。然而,中共的经济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将为它所破坏殆尽的的中国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进行了远没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复。中共以恢复农民的小生产来救社会主义的命,以恢复个体户的历史性正常存在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复“旧中国”已有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它二度经改的标志;其表现和成效又如何能够与晚清相比。
  其三、与清政府毕竟实行了“百日维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诺君主立宪的二度改革相比,邓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废止过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产农奴制,和发出过政治改革的数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无政治改革的实践可言。二是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维新”之后,中共开枪和开坦克车杀人,却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却根本没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与清政府顽固派对政治改良派的镇压相比,中共杀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它的杀人主凶恰恰是发动了改革和领导了改革的改良派领袖邓小平。四是中共对仅仅是自发地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人民进行镇压的极端残酷,及其杀人之多,不仅为慈禧太后、而且为近现代任何一个正处于改革期的专制政权所不敢比。
  其四、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允许人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不仅允许知识分子宣传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而且允许宣传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处于高喊改革中的邓小平和它的中共,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行,不仅不给人民以应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仅一再地要反对、限制和打击宣传现代西方的精神文明,并名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亟欲扑灭之,而且将其一党独霸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监控得愈来愈紧。
  其五、与清政府用上谕诏告天下愿意“废除满族特权”相比,正处在改革期的中共权力集团及其“老干部和接班人”,所拥有的特权之愈来愈多及其越来越贪,则为中国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历史所望洋兴叹。
  两相比较之下,称清政府是为改革,中共是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无非清政府只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陆政权以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社会机构,竟全然是中共一党之机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权之外,皇冠上并无一个君临一切的党权,即教权;而中共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统治,却将教权、即党权凌驾在政权及一切权力之上。而党权的至高无上,之不让与不放,更被视作天经地义。再者,党权的基础与核心便是定于一尊的党义,即教义。如同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一样,其作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与心理障碍,之绝不可以触动的极端专制本质,自然也就使属于政权范畴的改革难于上青天。这既是邓小平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之所以远逊于清政府的内在情由,更是邓小平改革一触及政治改革,便连经济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缘由,和清政府杀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经付诸实行之后,而邓小平杀人却是在人民仅仅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终原因所在。更何况清政府是一个大一统的正宗王朝,中共却是一个未能统一的短命复辟政权,其于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与它作为复辟统治的更加顽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
一、从理论、历史和当代的事实来看
  其一、从理论上来看,近现代各国专制政体的改革,不论它推行的仅仅是经济的改革,还是掺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仅是为了苟延专制统治,都一再地和最终地诱发了革命。
  其二、从满清王朝同样是意在自救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来看,虽然经改和政改交错,甚至有血有泪,但它无非是将自身改革的历史,孕育成了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罢了。
  其三、从当代苏联、东欧共产专制制度崩溃的历程来看,可以说,它们个个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后。有的虽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苏联,然而,它却迅速地导致了自己以及东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崩溃。因为,只要共产专制制度不彻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会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场伟大民主变革就必然地会及时到来。虽然,它会引发较大、较强的阵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经解决,所以,阵痛过后,势将迎来一个能够真正迅速发展的时代。东欧一些原共产国家近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明显发展和进步都是明证。虽然俄国由于共产专制复辟的时间过长,并且,新政权由于种种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国的共产党虽然亡国却没有亡党,所以,它因“过渡”所带来的阵痛,就较之东欧其它共产国家更为长久,甚至更为痛苦。但是,俄国人民的选择却是明确的,其民主过渡将必然会走向它最后的成功。
二、就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来看
  其一、由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大陆早已崩溃和彻底崩溃,中共赖以控制和强化思想统治的基础早已不存,因此,中共专制政权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由是,人民已经否定了中共专制统治的现实合法性。
  其二、由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数十年来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只能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崩溃和消亡,亦早已将中共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扫荡罄尽。犹如有近六十年党龄的中共老干部、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时相信共产主义,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还相信共产主义,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识形态来立党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权已经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走上了无路可走和无路可追的境地,已经自信全无,所以中共才会高喊“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才会嘶叫“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会消极接受苏、东、波的教训,中共层层官僚才会纷纷搞钱“留后路”和个个“及时行乐”。这就为中共的必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为重要的准备。
  其四、从中共八九年后的二度经改来看,其内容只是在决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纵经济改革,实际是放纵“人欲”,结果则是在一片虚假繁荣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个社会日益走向贫穷、不公和腐烂。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竞争”这样一个根本的社会政治条件,所以,它才不仅要造成种种败症的出现,而且必然会造成在中共专制政治体制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后失败。中共整个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垮台也就势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个被蓄意制造出来的“理论”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即专制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是由于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来,所以,另一部分才会必然地要贫穷下去;二是由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性,所以社会才要承受转型的阵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会必然地被剥夺。这个希望被剥夺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牺牲的所谓理论,显然是在依据马克思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错误思想,既要告诉剥夺者,他们的疯狂剥夺乃是理所当然;又要警告被剥夺者,此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它却违背了一个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即在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贫穷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只要看一看被马、恩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所描写的“贵族们的日益贫穷化”,和他们在新生资产阶级面前的可怜相,我们就能够相信,今日中共权力人物及其子弟们的超级贪婪化和超级富裕化,与那个所谓的残酷的资本积累理论该是多么地不能相称。必须明确的是,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和近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相生相成的。唯有旧专制权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带来自由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也只有在专制权力走向消亡的时代,才能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带来它先决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然而,由于中共的专制政治权力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在强制地进行着加固,所以,它才为自己权力阶层和贵族子弟们的残酷积累,制造了黑暗的政治条件和时代条件。当然,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中共专制统治集团及其权力的附庸者们,对全体人民的最后掠夺和疯狂掠夺罢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居然要用马克思意在揭露和进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不合法”的理论,来为中共进行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如若马克思先生在天有灵,岂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终?
  其五、从中共二度经济改革所一手制造出来的高度官场腐烂和高度社会腐败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所迅速呈现出来的,已是一片亡国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径,甚至为挽救专制统治的命运而一再推出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国大陆一片亡国之象的真正来由。只要稍稍听一听中国大陆遍地流传的民间歌谣,我们就能体会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样,中共的改革非但没有治愈腐败,反而使腐败歧生歧长。而不可治愈的制度性腐败,便是前夜来临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变革的历史要求来看
  其一、因现实的痛苦唤醒了历史的痛苦,人民才会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应该承认的是,由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确实适应了彼时国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够“学好、改好”。人民确实是宽宏大量的。但由于中共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并保护官倒腐败的横行,从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邓小平“专制仁政”的本质,仍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仅仅是要求他们实行政治改革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的专制暴君本质也就因此而暴露无遗。由是,经历过毛泽东长期专制暴政统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间,因“新仇”唤醒了“旧恨”而走向了最终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实质,就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专制暴政、专制仁政和中共专制权力现实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于是,前夜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因现实的觉醒导致了历史的觉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泽东死后和华国锋垮台之际,中国大陆人民和邓小平曾先后“共同”发起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曾艰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阶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专制暴政。第三阶段则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国民党抗战为发端,开始了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再反思、即再认识。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因伴随着中共改革的推动、发展、滑坡、停滞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属于对中共权力现实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是中国大陆人民正在从根本上对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质,和中共“革命”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再认识,产生了真认知。由是,作为中共对立面的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中国”对立面的“旧中国” —— 中华民国,和作为被毛泽东与共产党在实际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直至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须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和再肯定的历史地位之上。
  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之迅速、迅猛、广泛和深刻,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所造成的广阔而且深远的影响,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在历史事实的澄清和理论研究上的成就,这一场历史反思运动所已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性转折,实已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对中共权力的现实合法性进行否定之后,已经对中共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产生了全面质疑,直至走向了彻底否定。
  中国大陆人民终于在被中共统治、欺骗和折磨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认识到中共的“革命”不过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反扑和反动,是对辛亥之前中国专制制度的一场空前复辟,是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以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这一专制统治的最高形式,对于中国数千年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血腥“补课”。它不仅强行地阻断了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而且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强行拖拽在反动与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终的觉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场改革的结局,便是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来临一样,中共这一场改良的结果,亦同样会迎来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只不过这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既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继承,又是对前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完成。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或曰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如同近现代一些先进国家一样,终于在历经了革命与复辟、民主和专制之惨淡较量的主体历程之后,就要迎来她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成功了。前夜已经来临,变革必将成功。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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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何谓“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何谓“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后者是要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才产生的“君主立宪”,及其逐步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后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近现代进步的国际条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据走向了专制统一,即由封建式君主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式君主专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它在实质上不过是整个专制制度发展范畴内的改良,即专制制度发展期的改良罢了。虽然它同样经历了武装改良、即“倒幕战争”的洗礼。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于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徵,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于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纯粹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后,所以,它才既是对于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制度下新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都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于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去,那么,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末中国两代专制体制内政治改良者的下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留在专制体制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么,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一些对旧专制制度和旧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统治集团以及其中的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或有着利益和利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和担心国家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属天真幻想,却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的一个结果。但是,前东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
  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辈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冲突;目标一致,却又各显其能。除掉象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样,改良派们又要为着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对革命。那么,岂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战胜改良的前途亦必然会出现在历史的面前。虽然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虽然我们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们已经不可能拒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够联起手来以共同反对专制制度,中共专制统治者们,才有可能在革命这样一个倍显压力的政治压迫下,向人民实现妥协以接受和平变革。当然,中共若是继续冥顽不灵,等待着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汇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历史的前证,我们自然并不希望中共再将它覆灭的后证,提供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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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
上一章总目录总结
下卷总注释

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 机”。参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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