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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尚为拨乱反正与推动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发动作用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语,尚可视作中共为自己以往的罪恶“遮羞、弥过”的话;其余一切所谓理论,不仅均不是指导和引导改革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都为凸显这一场改革意在维护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和促使这一场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败,起到了彰明较着的作用。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质体现,更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经改的步骤和内容、成效与困境
  中共的十年经济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以拨乱反正为先导,以农村改革为开篇,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允许独资为手段”四个方面。
  一、所谓以拨乱反正为先导,即指部分地恢复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毁掉的一切社会正常存在。具体地说,一是恢复原有的党政系统及其建制,恢复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回城工作和待业的权力,恢复被废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恢复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二是先党人后群众地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错案平反,直至为地富摘帽和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复社会秩序。
  二、所谓以农村改革为开篇,即指在少数省区农村自发包产到户的形势下,被迫恢复一九六零年曾被刘少奇肯定和保护过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农产品生产权、农产品经营权和基本人身权力部分地归还给农民,初步地将农奴复归为农民,逐步地推行包产单干。从而,在短暂的时期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恢复农民传统的小生产以救社会主义的命这样一个作用。
  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相当的成就,并因之而奠于了八十年代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盖因农村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政治改革内涵。虽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后改。但是,它毕竟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所长期制造的历史性倒退,进行了拨乱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构的共产农奴制度开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对农村改革政策调整的失败,以及由接踵而来的“双轨制”所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暴涨、卖粮难、和“打白条子”03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遂使农村改革迅速出现“严重滑坡”。中国大陆农村短暂的好年头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复再来。新的农村社会危机却由是而生。
  三、所谓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农村改革固然能够起到稳定社会与政权的作用,但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命脉所在,和造就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却是城市。但也正因为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农村那样,只需“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头路”,便能够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况由中共所建构的专制权力经济,乃是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制约和严重制约。因而,只要党权不放,政权不让,专制权力经济的基本形态没有改变,其城市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经济改革的一再失败,就已经证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确。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经济改革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绩。它具体表现在﹕
  其一、与在农村恢复传统农民的小生产一样,恢复了传统型的城市个体经营,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里的数千年历史性存在。但是,这个恢复,却沟通了城乡与民间的物资交流,开拓了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机会,造成了个体经营这个传统的社会正常构成,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复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营”的限制性发展。将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在流通领域和小生产领域,发展成了拥有一定经营资金和一定经营范围的新型资产者,从而恢复了一定限度内的私人雇佣劳动。在沿海省份,这种个体经营在规模上发展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现,使得当代中国的民间工业,再度呈现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业初萌期的历史景象。
  其三、恢复、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补充者与乡镇经济的主体。好处是活跃了城乡小商品市场,发展了乡镇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镇及农村生活的水平;坏处是使中共乡镇基层政权有了挥霍的“小金库”,造成农村腐败横生。因为乡镇企业直属乡镇党、政两权领导人,由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为有权有钱者,农民对他们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扩张。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经济改革中建立上海经济特区和开放通商口岸的办法,延承毛泽东“抓典型”的一贯手法,在维系中共党政两权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仿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模式,意在使它们成为一个红色的资本主义世界。若就现实的政治经济状态而言,它们不过是中共专制权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经营的中心和发源地,被中国民间称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败和腐败改革的象征地。若借历史的前证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经济特区,却又远不及晚清的上海。因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权,没有党权即教权;确有资本主义,即有自由主义经济的真发展,而无专制权力经济的主体控制。加之旧上海虽然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新特区却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发财致富的温柔乡。虽然它所呈现的繁荣和繁华尚远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抓典型、树样板,但是,即便是邓小平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南巡讲话时,极力鼓吹深圳、珠海经验,却又绝不敢向内地推广。无非是不能将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都变成“红色资本主义”世界罢了。诚如中国大陆民间有言,“所谓特区,乃中共特权地区之所谓也。”
  其五、所谓提出城市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这三个提出,前两个固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为,在理论上也属于真改革,但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经济结构,却只能使它们成为空谈。因为,当作为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旦受控于专制权力之下,则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和本质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至于第三个理论,中共一则允许实行,二则乐于实行。因为它一是在理论上并未全部否定专制权力经济,二是在实际上使有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们扩大了赚钱的特权。因为由权力以平价买进计划商品,再用权力将计划商品以高价卖入无计划的市场,便会仅仅因为权力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领域的转瞬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这是中共官倒、权倒爆发的巨大历史契机,也是中共权力阶层暴富的绝好“商业”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随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扩大的各种社会败症交相并发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经济改革更由此而归于失败。
  其六、所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于企业疏离党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唯露改革容颜之处。但是,由于专制权力经济的顽固性,即党权、政权对于经济领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不肯真让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现反复。如虽然局改公司,公司却既设党委,又有被规定的行政级别,是故,企业界的党权和政权也就成为假让和假放;若再加上企业内部的党权和厂长权,又一直在随着中共层层权力斗争的起落而相消长,是故,被松绑的厂长既不能“松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松绑”。特别是“冷风”一来,党中的改革派一遭难,厂长们就会被党委书记们名以各种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而投在明枪暗箭之下,直至纷纷落马。十年改革中,这种倒霉的厂长无以数计。其中衔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国人民震惊不已。
  四、所谓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为手段。
  中共北京政权建立伊始,即实行了闭关自锁的政策。换言之,即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弃绝交游久矣。毛死后,邓小平发动改革,本质既在自救,对内便要暂时“与民让步”,对外便要放弃僵死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是,邓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开始了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大计,虽是清政府老早就做过的,并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却是石破天惊,更被他们自己认作“史无前例”。再加上中国市场既大,劳动力又低贱到了不能再低贱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场因眼界刚开,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电就可以使外资引进,合资签订,独资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后来的洋商和最后赶来的台商,从而造成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投资、合资及独资的经济改革景象。这个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经济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没;这一景象,在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着;这一景象,对屡经危难的中共经济之一再输血,则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多的次数上,起到了维系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这一景象,又为中国大陆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愈来愈催动起他们对于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们对中共经改的本质认识和深刻认识,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资、合资和独资的风气及规模,也就伴随着中共改革风云的变幻,改革派和顽固派权力的相消长,经济发展的祸福不定,中共专制统治危机的或隐或现,而时涨时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为中共层层统治集团中人纷纷借投资、独资和合资举外债,变私款,转放海外为其子孙留后路,提供了绝好的手段和渠道。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一九九四年,海外对中国大陆投资总数,即为中共转放海外之个人财富总数的惊人消息,实在使一切真正爱国的华侨顿生扼腕切齿之痛。
  诚然,与农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姗姗来迟的城市经济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改不动和改而难动,一方面又因城市经济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见效,腐败已经横流,一场城市经济改革几乎完全成了“官倒与腐败”的代名词。它不单在社会风气上转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腐朽风气,而且在社会心理上更是增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感觉。其在权钱关系上,一是使社会权力意识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强无弱,二是使权钱交易成了败坏一切社会公德的祸水。
  在中共十年经济改革中,除掉创造了一片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以外,个体经营的发展应算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重大成就,一方面证明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经营只有被迫走与封建官场及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得民族自由经济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发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痴汉》一书,就对此作出了十分生动和准确的文学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实际上为增加中共财税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为例,一九八九年个体户的税收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半数,一九九一年则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于撑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经济,实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曾一心想使个体户们倾家荡产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个体户们继续发财致富,并绝不容许它们退隐家园,否则便以冻结、甚至没收银行存款相刁难。由是,中共虽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再生与发展而寝食难安,然而,真要下决心掐死这个新生的“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其经济便会立即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因而,由这个“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给中共在政治上带来的担忧和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 —— 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均已使中共处于进退维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们指责“个体户发展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失败”一类的话,和他们所一再发出的“中国就要形成为资产者阶级的个体户将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并要寻找代理人”的警告,无非表现了他们对“山河就要变色”的心慌意乱罢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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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禁区、死区、后果及专制改良本质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产农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经济改革的明确范围之内。即只准许经济改革,而不准许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绝无政治改革的实践。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区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绝不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视为第一和挂帅的“政治”,便天经地义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区。尤其是它的“四个坚持”和“抓两手”,即在四个坚持之下,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上不但不会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区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禁区,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新的整肃运动也就彼伏而此起。从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思想解放”以来,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学界被视为“越轨”,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场“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06 即“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争论,企图再度用政治的力量来排斥和否定刚刚触及、表现和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又借批判电影“苦恋”,向文化界发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终于爆发了为期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即来势汹汹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西化”的运动。一九八四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虽然是文学界对“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流产文革的“出气”,一九八六年爆发在全国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和要求反对官倒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更是表达了人民要求政治变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疑暴露了中共绝不会改革政治,更不会将专制政治改革成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后,因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冲突的暂时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暂的宽松环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敢言”会风,致使一时间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响遍全国。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不准串连和不准胡说”的阴冷沉寂会风,终于预示着一场更大政治寒流的到来。可以说,除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为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过“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以外,此后,在思想领域,非但再也没有提倡过任何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反而有计划、有组织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扑杀人民的任何“异于”思想,力求归复马、列、毛正宗,特别是对新闻自由的绝不松口,集会结社的绝不允许,人民办报办刊的绝不给予,从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亦与政治改革一样被视作禁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仅仅在几声呐喊和几篇“伤痕”之后,便开始遭受重重打击、限制、并被迫迅速走向种种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生、发展、滑坡和恶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无从兑现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区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经济改革中设立了以上禁区,根子,是在中共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个真正死区,而且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死区,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区和难题。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无以进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却无分毫改动。十年改革中,“党政分家”的呼声可谓最高,但至今党政岂但不分,甚至连对人大和政协都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专制。十年改革中,党权、政权对于企业、事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虽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议与不满,但其坚决不改和坚决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产党演员赵丹临死前就曾满怀沉痛与愤懑地指斥说﹕“既然号称百万大军的文艺界,每一个单位和团体都有那么多的党员,又为什么非要派那些外行的党员来领导我们不可?”他的话,虽然震聋发聩,发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在全国各级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以大派党棍来代替党员作家艺术家担任党政领导的倒行逆施,已经证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后果
  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应。相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六年无法无天的残暴统治而言,由邓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中,达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与民让步、与民休息和与国发展的成效,从而使得中共的专制统治得以短暂的中兴。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总算没有沉没”。07
  二、专制极权统治的相对削弱。中共十年“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专制改良,终于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会主义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许多党人和官僚,对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均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人民不仅已经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经从理性和理论上,走向了对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在官场,则迅速演化成为将坚持马、列、毛正宗思想,变成了假戏真唱和真戏假唱。有时则乾脆成为对上交差、对下作态、上下互相欺骗、却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过场戏。中共中央屡屡指责其各级党政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盖源于此。
  三、官场腐败的迅速升级和扩张。虽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党政官僚们在生活上已经腐化堕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铁幕之内,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词犹如一把无形的“法术”之剑,被中共最高统治集团高悬在中低级干部和造反派的头顶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与腐败。但是,至文革中、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因毛泽东以革命名义整杀“功臣”的倒行逆施,已为广大党人和民众所识破,“革命的法术之剑”既随之消失,中共各级权力集团的腐败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传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仅使得人民越来越穷,“革命”亦同样使得中共的大多数下层干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难甘。于是,腐败和腐化遂蔚然成风。前文所述,“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谣,便是文革中后期腐败社会局面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内讧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党政官僚,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显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辈子的中小“革命家”们,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虽难全真,“开放”却全然不假。于是,“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一切都没有”的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心领神会的座右铭,激发得人人为餐餐顿顿酒肉穿肠过,为在考察名义下出国观赏资本主义,为升官晋级而公然用公款行贿索贿,为安排子女后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敛财和疯狂占有,为嚐尽人生的艳乐而酒色不衰,竟能够将整个官场与社会闹得腐败横行,乌烟瘴气。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后中共层层高官及其子弟们的弄权经商,大搞官倒、权倒,就更是将这一片腐败之气,变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烂之风。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从“为革命抓权”,彻底地走向了“为革命抓权乃是为了为革命抓钱的崭新历史阶段”。而由专制制度和由专制改良所制造的腐败和腐烂,亦终于变成了中共及其专制统治的不治之症,成为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亡国之象。
  四、社会两极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发展的极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败与腐烂,不仅是对社会公有财富的疯狂糟蹋,而且是对社会共有财富 —— 实际是人民财富的公然劫夺。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两个可怕的结果,一是他们的富有化恰与社会的贫穷化成为正比,二是掌权者的公然腐败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个社会腐败、腐烂风气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场用于公款吃喝的钱竟达数亿人民币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内部亦有资料统计,该年中国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连肚子也吃不饱,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贫穷山区,农民连过年也吃不上一顿肉的景况竟比比皆是。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对“吃喝玩乐都报销”的中共党人官僚,怀抱强烈的不满直至愤恨。就后者而论,则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严重倾斜和社会公德的荡然无存。流行在整个大陆社会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类的愤恨贪婪之语,实已将今日大陆社会的不平心态和腐风恶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政治改革呼声迭起
  如果说一九八四年前的农村改革和所谓城市经济改革尚有成效的话,则一九八四年之后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开始呈现出种种杂乱无绪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对于必须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为经济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迟迟不改,而且决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邓小平虽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给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许诺,中共党内的政治改良“精英们”甚至已在草拟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仅无意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对政治改革,并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扩张党权,强调四个坚持,特别是在人大和政协,思想界和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权的扩张与强化,实已到了连“十七年”与文革都不曾达到的强度。如前所说,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人大和政协均由中共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务的事实;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均由中共各级宣传部派出大批党棍以再事“外行领导内行”的实例;一九八九年后,江泽民犹如高喊立宪时期的晚清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族(即上海帮)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说明中共为了巩固其一党专制的权力,已经连脸面也不能够再顾了。而对于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压,赶出海外,便是逮捕法办,课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虽然以上述种种手段达到了在实际上反对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却非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却反而变得愈来愈强,愈来愈烈,并且终于演变成为要求社会彻底变革的思潮,在向着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明确目标前进了。
  六、民主运动的爆发
  中共从允诺政治改革到反对政治改革直至强化专制政治的行径,一方面保护了中共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贪赃枉法与腐败腐化,一方面使原来已经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发生了严重的滑坡,一方面终于使人民对中共的所谓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许诺实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终于爆发了学生运动。其声势与规模均为一九一九年之后所仅见。这一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无领袖,无组织,亦无计划与谋划,更无黑手,但是,各地学生喊出来的却都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官倒与腐败,要求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和他的中共如临大敌,不仅对人民呼唤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充耳不闻,而且立即抓住学生运动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这一“严重把柄”,立即压上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向着党内外左右开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而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辞职;几位被中共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党内知识分子,遂被开除党籍;各地高校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分别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处分,严重参预者则被逮捕“法办”。这一场旨在思想上进行整肃的政治运动,虽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一样,只能以流产为告终,但是,它从反面所聚敛起来的不平之声与反抗之念,却随着中共经济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败的更加横行无忌,而愈来愈表现出它必然要勃发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题发挥”,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发开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全国上下各阶层人民的竭力支持与踊跃参加,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空前壮阔的民主运动,只能说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其间官倒和腐败的横行无忌,实在是起到了激怒整个社会情绪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专制改良本质
  由于中共改革的范围是经济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区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区是党权的绝然不改、不让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后果乃是腐败的歧生歧长和人民不满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仅仅是经济改革,并且以不根本改变专制权力经济形态为界限。因为,这一场经济改革,一旦从根本上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的专制经济形态,就等于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这个专制权力经济形态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一党的党权和中共的整个专制极权制度。所以,中共才不会下决心改变它的专制权力型经济,更不会首先下决心改革它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即决心以政治改革来廓清经济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巩固其一党专制统治,意在维护其一党江山的专制改良本质,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与晚清及近、现代所有专制国家的专制改良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败的最后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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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 兼述八九民主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四阶段
第一、中国大陆人民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四阶段
  从中共建国到天安门大屠杀,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人民在思想上曾经历了四个变化与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阶段虽有对中共阴谋夺权历史十分了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镇压中,上千万人被处决、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实,使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不仅已经不敢言,而且已经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又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才会在施行恐怖统治的同时,呈现一派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荒谬昇平景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阶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为发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党专政,揭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但是,中共将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强迫劳改、劳教、直至逼迫他们家破人亡的残酷事实,终于使全体知识分子开始如履薄冰。他们不仅在党的教导下开始学会指鹿为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于不敢讲话、更不敢思考的悲惨境地。酷似欧洲中世纪黑暗宗教统治的中共专制思想统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于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因惧怕共产党而日渐变得麻木起来;小部分人仍沉缅在中共的虚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过来。虽然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饿死四千三百万人的中共人为祸患,09 已经使大多数人民在感情上对中共发生异变,对中共的怀疑已经与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后,因毛泽东一再地喊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日渐地施以高压政策,特别是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迅速升级,乃使中国大陆人民只能继续陷入“不敢说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学生们,就更是在中共的强行教化之下,成为被共产文化鸦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个国中虽然恐怖日深,却又愈来愈弥漫着一股激越的左倾气氛。遍及国中的“高昂革命情调”,完全掩盖了“一片惶惶人心”。犹如“法国的痛苦完全被掩没在路易十四辉煌的专制王权之下”,虽然是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阶段的前三年是为中共的文革阶段,10 即中共疯狂地内讧、内斗和内乱时期。中间七年至四人帮垮台,是为文革余波横行和毛氏全面复辟君主专政时期。后二年,属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要维护毛泽东路线的时期,是为过渡阶段。本阶段中国大陆人民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解为从畏共惧毛到顺毛造反,直至走向开始否定毛泽东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三个阶段。本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已经从毛泽东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认识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九七四年广东李一哲的“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虽然立场和感情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实际上已经透出了对毛泽东君主专制复辟的否定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的誓言,实已道明了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阶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阶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于“中共好官”。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复了权位的中共党人,所迅疾表现出来的霸道、贪婪,及其对人民的无情无义,特别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离了人民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愿望,使得腐败横生,从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后绝望。中共及其整个专制极权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彻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时代开始悄然来临。
第二、当代中国大陆的“双重”思想解放运动
一、双重思想解放运动的源起
  众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曾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运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固然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混乱和毛氏君主统治的结束,而给它带来了兴起的时代条件,但它兴起的直接原因,却是华国锋要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即“两个凡是”的路线。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又要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文革倒台干部的强烈反对。由是,一场从民间自然兴起,和由部分中共党人发动,首先旨在推倒“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应运而生。
  在民间,作为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是四人帮垮台后一场文学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个文学解放运动,既因小说《伤痕》而得名为“伤痕文学”,又因小说《伤痕》表现的是中共党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内讧中罹难的生活,因此,它作为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揭露和鞭鞑现实的作品,虽然缺少文学价值,却使得整个含冤忍苦的社会耳目一新,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受到中共统治集团中文革受难者、即某些中共党人的嘉许和中共官方的允许。这个绿灯一开,一方面虽使得表现中共党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难的作品大量问世,一方面,却又使表现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学作品,得以冲破堤防,决如横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过文革,并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闭的血腥统治。其笔触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场反右斗争所制造的“千万冤案和冤魂”身上。由于人民借文学而长歌当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阶段的文学发展也就迅速地从“伤痕”转向了社会问题,亦即“问题文学”的诞生。一大批揭露社会问题、包括文革前后社会问题的小说,不仅应运而生,而且企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即企图直接干预生活,否定现实,揭露黑暗,要求变革。
  这一场文学解放运动不仅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而且成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剂。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人民对小说的锺爱,以及由小说所表现、所唤起的社会情绪和世道人心,其在声势与规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而已。但是这一空前的文学解放运动,由于时代条件的本质不同,虽然在声势及规模上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却又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逊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诚所谓“呐喊未起声先哑”者。但是,诚如哲学的时代必然脱胎于艺术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又必然是脱胎于哲学的时代一样,由它所艰难推动、或迅速诱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它一方面发出了“于无声处听警雷”式的呼喊,从而使得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成为人民与中共部分党人的共同心声;一方面又因它伴随着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号召,而与思想界的最早苏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学解放与理论解放的合流,及其对于整个思想解放的推动,又导致了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和贵州“启蒙社”的诞生。11 因此,如果说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论依据,那么,后来者们在西单民主墙头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风云,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内的波涛”了。12 当时,中共党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邓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时机,击退了党中顽固派的僵硬守势,推翻了“两个凡是”,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了“与民让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鼓吹“继续思想解放”,一方面则很快就提出了“四项原则”,要强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里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多次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甚至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3
二、 中共压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刚刚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遭到了压迫甚至是镇压。彼时,获得了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以所谓四个坚持来摧毁民主墙,扑灭民刊,并逮捕了一大批民主运动参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仍然称﹕“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在这个指示中,中共对非法刊物的决策是,一方面“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一方面又指示“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弹。同时,陈云在坚决反对制定“出版登记法”时竟然说道﹕“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剥夺,虽与毛泽东时代并无两样,却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大相径庭。
  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中共为了叫人歌颂他们的三中全会路线,并为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鸣锣开道,不仅对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而且还蓄意将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逼向了由他们所诱导的“思想解放轨道”之上,将知识分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和振兴中华者,一些倾心中共经济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识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进中共专制体制内,以在党内造就一支专门歌颂三中全会路线,既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又能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上层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项原则直接约束和严密控制思想、理论和学术等领域的继续思想解放。二是以坚持四项原则为借口,重新加强党对文艺界、特别是对官方作家协会的领导,三番五次明令作家们“不准写文革”,明确指出文学只能从“正面”积极地干预生活,建立官方评奖制度以提倡党所需要的文学,压制党所厌恶的文学,极力引导文学走形式主义的道路,阻止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发展。以将刚刚开始出现的真文学,大面积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学歧途之上。16 从此,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被压在阴山之下,只能在民间流传;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优秀作家,有的被压迫,有的则被压杀;少数敢于抗争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为被批判和被处分,反而于民间获得了很大影响,有的则因为连发表都没有可能,或即使发表了也被明令给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传和评介,而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邓小平和他的中国共产党,甚至在四项原则的幌子下,仍然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绝不容许任何民间出版物的存在,绝不允许任何民间文学团体的出现,有则扣以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绝不手软。对文艺界如此,对其它各界也就不难想像,从而将促成了他们夺权成功和改革开放局面的文学解放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利用起来又压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艰难发展与巨大成果
  但是,“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则是任何专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邓小平及其党人对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压迫、镇压和诱导,实际上,只是造成了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分裂而已。
  为中共诱导而走进了中共专制体制内的上层知识分子,从此成为中共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构成复杂,有一些人确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却从此走上了效命中共专制统治和背离人民历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坚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实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却从此构成了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七十至八十年代兴起的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从此一分为二,分道扬镳,造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特有现象和复杂现象。
  属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颂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反对党中顽固派的反改革路线;二是为中共的改革找根据、出主意、想办法。其性质,是在不得不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动中共专制统治行为的改良。其特征,一是被迫将一切改革的思想与理论,都规约在中共的四项原则之内,即中共的专制制度之内,亦即他们所自称的“体制内”。二是他们既然已经获得了在体制内推动“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们就不得不对属于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与“越轨”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与激进”的理由来压迫之、反对之,或化解之、“引导之”。从而在客观上便越来越脱离了人民对政治变革的要求。
  相反,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虽在中共的打压下步履维艰,却又发展迅猛。这是因为﹕其一、属于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艰难中继续遵循了一条从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专制统治这样一条思想解放的路线。二是伴随着中共改革的兴起、滑坡与严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条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确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变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专制的思想解放路线,从而认识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专制改良本质,和它不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历史结局。
  其二、体现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上述轨迹,无疑凸现了它反对专制改良和追求民主变革的根本历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在民间的艰难复归,产生了对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的崭新诉求。这个再认识和再评价,虽然发端于对国民党抗战的研究,却迅速地扩展到了对清政府改革、孙中山革命和中华民国历史,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重新认识和认知,从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国大陆民间的巨大历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因为一要受到中共专制政权的禁止和镇压,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无言论出版的环境自由,并且,随着中共改革的严重滑坡和败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来愈遭受到更大的压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两个重要历史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只能在无形中发展,在无形中壮大,因而不可能产生自己鲜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无形和无领袖,反而造就了它别具的特色,这就是“十亿人民九亿侃”,即全国人民人人评政治,人人谈改革,人人想变革和人人指责中共“只图推行经济改革而绝不愿意进行政治改革”。显然,非有如此社会局面的形成,则八六年的学潮既不会发生,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恰恰是具有无形特征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才在没有“出口、渠道和领袖”,即没有发言权、发表权、出版权和号召权的社会状况下,既推动了人心的迅猛觉醒,又造成了觉醒人心的超负荷积压。这自然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一触即发和横流溃决,奠于了社会情绪的广阔基础。
  第二个特征是它既不能公开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开地推动其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采取其它形式与方式来表现这一要求和推动这一发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民间的历史学者们,乃采取种种“包装”,将他们要讲的和要写的“暗渡陈仓”。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兴起的报告文学,便在真假拥护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会现状和改革真相,实为唤醒民心和激发人民对于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变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绍近现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会科学丛书的出版,诸如《走出中世纪》等一批隐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统治着述的问世,其对启迪民智、教育青年、抛开幻想和认清现实,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由历史学界和大量民间历史学者,包括作家、记者和军队中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军官们,所出版的大量历史研究着作和纪实历史文学作品,实为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奠于了难以估量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由这一民间历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对于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比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比较,就更加使得当代中国大陆人民对现代中国“革命与革命名义下复辟”的历史较量过程,逐渐地有了清醒的认识。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竟借小说而对辛亥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胆的、并且是正确的体系性认识,无非说明这一场诞生和发展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之中的历史反思运动,确已成果昭彰。18应该说,如若没有上述种种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作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人民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起与迅猛发展,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界为推动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中,一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内知识官僚,亦在译介和编纂人文科学丛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纪丛书”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一个与近代中国及其它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不论是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程度,均远不及他们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们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层次不是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根本不能表现。就体制内而言,改革派知识官僚们不是强制自己不要继续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将解放了的思想公开出来;就体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饰以种种的伪装,或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盖其原因,无非是中共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的思想统治,其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专制所致,亦为近现代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于改革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所不能比。这个悲哀的事实,既造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不能尽其心,更不能尽其责,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暗潮愈烈,则伪装愈严,其表现出来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与实际上人民已经达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离甚远。它虽然为中共的最终败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发性原因,却又为一切不知情者和难以知情者,企图了解和认知中国大陆人民、包括党内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实思想,带来了困难,曲解,甚至造成体制内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对抗。
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派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结合点
  显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经济改革的迅速滑坡和严重滑坡,官倒腐败的轰然而起,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不仅造成了党内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巨大政治冲突和激烈的权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将身家性命系于中共改革派权力人物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官僚,鉴于“改革存则他们存;改革亡则他们亡”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局面,从而使他们萌生了一是反对官倒腐败以救经济改革,二是要求实现体制内政治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的愿望。正是上述两个愿望,才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和体制外属于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两个临时的结合点”。然而,也正是这两个临时的结合点,才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与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于一九八九年空前壮阔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兴奋、支持,却又徘徊、流连甚至游离在这个运动的某些发展过程当中,从而造成了他们自身的政治困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终因有了最后的觉醒,而开始走上追求祖国民主变革的道路,有的却因为挣不脱那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关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运动的爆发与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一、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原因
  “八九民运”的爆发,实为一九八五年以后官倒腐败的横行和中共反对实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运”的爆发,又是人民思想解放运动被迫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人民正是在历经了专制暴政之后,才会对部分人曾一度倾心的专制政体感到失望;然而,人们也正因为对专制仁政即改革,复又感到了希望的破灭,他们才会最终地从失望走向绝望。当然,绝望了的人民,之对于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势所使然的了。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心灵状态的这一巨大转变,就没有可能了解为什么竟会酿成如是民主风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学潮的责任,而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迫使胡耀邦下台等行径,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弹,亦是它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后,邓小平对顽固派的让步,因造成了党内另一个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党内斗争又伺机待发,所以,民主运动兴起后,赵紫阳以及一些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阶段内对运动的支持,也是民主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邓小平的两重性,或曰两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顽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运动爆发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杀的根本祸因。
二、八九民运发展的四阶段和中共天安门大屠杀
  第一阶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学生运动,直至中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此为运动的发动期。于发动期,运动在构成上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为主体,性质上出现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败;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京率领千名举人上书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样,北京学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求中共当权总理的接见。三是要求运动的“高度纯洁性”,即绝对不允许任何“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介入运动,不允许任何有可能触怒中共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发生。几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竟被学生领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严厉镇压的事件,实为其鲜明的例证。指它为八九民运的重大错失亦不为过。因为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中,它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四是重复一九八六年学潮中已经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前三条虽使运动在发动期明显带有改良主义性质,但若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残酷性在人民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人民不得不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以进行反抗的政治特点,则其明显的改良主义性质,实不如称之为鲜明的改良主义形式更为确切。而上述第四条实已标志了在改良主义形式之下所寄托的民主要求。这一民主要求,无疑已经表现了运动自一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民主运动方向。
  第二阶段,自《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严和大规模调集军队进京“勤共”,即镇压运动。此为运动的发展期。在发展期之初,由于中共对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因而造成了运动的迅猛发展。其波澜横空之状,既使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处以互不相守、几至瘫痪的境地;又使党中改革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 —— 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启立,因错看形势,以为运动将有助于党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松了中共向来不曾放松过的“舆论控制权”,从而造成《人民日报》和中共各级党报强烈的“自由化”倾向。各级党报争相报导运动,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积极行动,实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个在后来被中共称为“新闻误导”的“极端错误做法”,一是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为全国和全民的民主运动,声势大增。二是造成了运动本身的胜利感,即以为新闻自由的要求已经实现,进而提出要与中共最高专制统治集团平等对话,并要求向全国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党中某些改革派知识官僚错看前景,因而,他们有的开始勇敢地声援运动,有的终于一怀壮烈地参加了运动,有的乾脆为了推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而决心利用运动,有的甚至立即成了运动的幕后力量、即成为出谋划策者。他们一方面支持了运动,一方面又企图借运动支持改革和支持他们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级政权几乎处于群龙无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瘫痪境地。少数中共党政干部和一般党员,甚至是那些长期以来专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们,有的为正义冲动感所驱使,有的仅因为看错了时势,竟也走上街头去声援学生,从而造成全国各地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所向披靡。应该说,这既是民主运动的发展期,又是民主运动的极盛期。因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会情绪基础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展开了向中共及其政权“争平等、要民主”的斗争。虽然处在发展期和极盛期的运动,始终坚持和平与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借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坚持要求平等对话,坚持要求中共惩办官倒,坚持要求铲除腐败,坚持矛头直指邓氏家族和中共权贵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别是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明确的政治变革要求,则表明了运动在民主要求上的发展和在民主性质上的深入,从而改变了运动发动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三阶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严,军队进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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