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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乾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12 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13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14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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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残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称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害,具有特殊性,是因为中共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残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凡是汉族人民曾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少数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可谓“共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残暴专制统治,却又使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了较之汉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伤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的教政合一专制统治,对崇尚信仰的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少数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他们维系族群生存、团结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结合,甚至是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一方面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迫人民信仰马列主义这个新“邪教”,这就对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致命”的压迫。中共和它的军队,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们对少数民族宗教、宗教设施及宗教事业的戮力破坏和摧残,实在不能不说是对少数民族人民心灵的最大伤害和残害。无知的江泽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将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国总统林肯对黑奴的解放和对蓄奴制的废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压迫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教政合一反动政体”。殊不知,就前者而论,将黑奴从南方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林肯总统及其继任者们,并没有将南方的黑奴们重新变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后者而言,则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动政体”的中共,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和最残酷的“新马教教政合一政体”强加到了西藏人民的头上。正因为如此,自以为对西藏人民“功德无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汉族人民的心里,却是罪恶无穷。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党性原则”,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压迫和摧残。在中国大陆,虽然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谓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招牌,但是,每一个自治区、州、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必须是汉人,或必须是已经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须接受中共同级自治区、州、县地方党委全方位专制领导,这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话。这在汉族地区,人民尚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绪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则无疑会对这种完全虚假的自治,充满愤懑之情。特别是中共早已在实行的“先赤化而后汉化”的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迁居大量汉族移民,和由汉人对少数民族人民施行长期专制统治的事实,实已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共、直至对汉族和中国的痛恨与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马列的“阶段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斗争理论”为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进行阶级斗争来实行民族镇压,不仅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更大灾难,而且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人民、直至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离心力量。因为,无论中共怎样地压迫和残害汉族人民,都还不会造成汉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意识。甘当“马列子孙”的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虽然他们人人宣称“等到他们死了,他们就要去向马克思报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的一个部分,说“逆子叛孙”也行。但是,对于同汉族人民不同种,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来说,中共用斗争的方法,专政的方式,特别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少数民族人民,无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对抗局面。而由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对抗,其最后的结局,不是少数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和独立。由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势必要演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问题,直至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国家认同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来。今天,在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包括同种、同族、同文化的台湾,所已经发生和发展着的,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民族运动和非民族的政治独立运动,便是现实的明证。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非但没有加速,相反,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却反而在急剧增强。
第二、中共对汉族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和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一、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逐步发展和形成
  中共这群“马列子孙”对于汉族文明的摧残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却给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制造了当代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性。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帝王们造长城,固是为了守遍而非为了侵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说明了汉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杀戮。虽然汉初六十年的和亲政策,乃因国势不强而被迫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两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后,竟以和亲政策与和平政策对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说明了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发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仅率先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而且亲赴远离北京二十公里处迎接宾客,与五世达赖喇嘛平起平坐以饮茶论事。一位绝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国记者曾在他鼓吹藏独的书中说,一九零四年,英国曾为野心,竟能以“商业任务”的名义派出三千英军在西藏南部发动对西藏的喋血进攻,造成西藏军队溃不成军,西藏政府遂在英军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同是这位法国记者,却在同一本书中说道﹕“一七二零年,清军曾应邀进入西藏拉萨,驱逐入侵的蒙古人,监督西藏对蒙古的防卫,却从未干涉过西藏政府的统治”。这位法国记者虽在同一本书中指责说﹕“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访华归去后,清庭曾决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两千名川军入藏,军纪败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却说,“一九一零年的军事行动却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侵略’”。16
  读者显然能够从这里看见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国以往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认可。至于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对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装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还仅仅是因为一个眼看就要败亡的王朝在灭亡前的“腐败军事现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汉文明在国家统一理念上的表现和发展,虽然证据丰富,但是,这种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却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之后,得到了质的提升。因为,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论,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反满并不是要杀满”,不是要报满人灭我汉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五族共和”与“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实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历史目标。至于辛亥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不过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义,为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之一助”罢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外患内忧的艰难岁月里,既恪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问题理念,又继承了汉文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进步遗产,自始至终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武力统一和武力压迫,尤未在各方面进行疯狂摧残的政策。可以说,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虽然多有少数民族趁乱作乱和趁乱附乱的现象,却鲜有中华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实。然而,汉文明在国家文明统一理念和国家文明统一实践上的发展和成就,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逐步结成的良好民族关系,却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一声枪响,而归于灰飞烟灭。
二、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其一、中共从来就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本书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于三十年代在苏俄命令下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现在我们同样有必要将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为中共为苏俄一手扶植和豢养,所以,在夺权前为了适应和执行斯大林专制帝国的对外扩张及颠覆政策,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的大规模侵略。但彼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国难当头,中共却在苏俄命令下,于是年苏俄国庆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其“宪法”竟明文规定﹕“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有分离及宣告独立的权力……”然而,一九三九年,当中共因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而扩张成了拥有五十万不抗日的农民造反大军之时,毛泽东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问题说道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理论,并从此将阶级斗争的原则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终于成为中共决策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中共亦从此为了在全中国建立和实行他们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在这个“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居然对自己曾决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遗忘罄尽。
  其二、中共制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与民族仇恨。正因为汉族文明统一理念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渐地减少,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民族冲突,已经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矛盾却在一派虚假的辉煌团结局面之下,在武装和暴力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迅速地、并且是剧烈地发生和发展起来了。首先,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允诺,盖因自治区州、县党委的同时成立,而变成了辙头辙尾的假话。其次,“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又驱使着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专制统治策略,以造成少数民族内部的分裂和对抗。再者,在上述行为得手之后,中共即开始以“马教”来诱导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宗教,既诱使部分少数民族人民转移宗教信仰,以制造少数民族地区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并且是迅速地企图用“马教”代替少数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健全中共独尊“马教”的反动教政合一政体,并以决策大量汉族移民的办法,企图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变成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少数民族。自然,这一切均必须在中共暴力专政的前提之下以进行之。但中共的收获,却是终于逼迫着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了对他们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图穷匕首现”,而开始大规模地和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亦不管这个叛乱是自发还是自觉,是有理还是无理,是中共阴谋诱发还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发动。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轰大小凉山,意在对彝族人民轰尽杀绝的灭族之举,其诱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兑现曾经答应给予的自治权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便是中共在青海“诱发”的结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内蒙古发生的“内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个蒙族共产党作家的所谓交待,而对蒙古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血腥镇压。19 八十年代西藏的历次“叛乱”,虽然大多数是西藏人民对中共暴政的自发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发反抗和有组织反抗中共对他们的长期残暴专制统治,不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为数十年来,中共对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已使得这一反抗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否则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和反抗中共一党专政的民主抗争,也就无理可言了。一个对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够多次施行公开镇压和屠杀的专制政党,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抗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不仅可以想见,而且不难想象。在中共当政的近五十年岁月里,在中共至少残害了七千万无辜同胞生命的统治“实绩”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无辜杀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杀人档案解密的时候,才能为世所知。
  显然,中共对少数民族进行疯狂迫害和镇压的明显恶果,便是对在数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汉族文明国家统一理念的彻底破坏,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剧加深和民族问题的急剧恶化。特别是随着中共专制统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对“亡党亡国”的日益担忧,中共为强化专制统治而对本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所进行的更加残酷的镇压,实际上正在给中国境内民族问题的爆发,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历史性危机。
  其三、中共将留下中华民族民族问题的痛苦遗产。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是,由于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共乃是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并且中共政权又是一个汉人的政权,所以,在一个极其广阔的社会层面之上,甚至是在广阔人心的约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权就是汉人政权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国”的错误认识,亦得到了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心里,这种认同就更是难以改变的了。由是,厌恶中共和反对中共,便会迅速地转化成为反对汉族和厌恶汉族,直至走向对中国的厌恶、否认和反对。由中共所制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终于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和危机。这个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和危机,一方面因为中共仍然在使用残酷镇压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国际舆论的支持;一方面却给一些心怀叵测的政客以积极利用的机会。由是,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就不仅成为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成为世界某些国家所关心、甚至想插手的问题。这既给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异常的复杂性,而且为中国的国家分裂制造了更大的危险,并将为中国大陆在即的伟大民主变革,带来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困境,甚至为民主变革过程中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现象的有可能出现,带来了可以想象的责难和非难,即所谓“正是民主变革才造成了中国民族和国家的分裂”。犹如某些心怀叵测者正在借用前苏联共产专制制度崩解后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责说,它正是俄罗斯民主变革的恶果一样。因此,必须首先指明的是,当代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危险,既由中共的专制统治所造成,那么,中国未来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责任就必须由中共及其专制政权来承当。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将来的民主变革进程中,出现了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重问题,它将不是民主变革之罪。因而,届时如果有人指责是搞民主搞坏了,或者指责造成了中国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变革本身,就不但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阴险责难而已。
  其四、我们的历史使命 ——对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继承。当代中国有可能出现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的严峻事实已在提醒我们,在中共实行了近五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中国大陆,在人民正在坚决反对中共专制统治、艰难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大陆,在一场伟大的民主变革就要来临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台的民主力量,和一切关心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国走上“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人,我们的一个共同历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步和中国民族问题者说明,一是中共专制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二是中共政权虽然是汉人的政权,但是这个汉人政权同样不能代表广大汉人和整个汉民族。三是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艰难追求着的民主变革,其目的,就是要终结这个在中国大陆已经丧尽人心的中共专制政权。因此,汉族人民在反抗中共专制暴政上,是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奋斗目标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推翻中共专制压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民族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必为难汉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样,汉族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更不应该牺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应该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斗争,和汉族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建立各民族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为既能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大业,又能实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奋斗。
  继承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认清中共与中国的区别,研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追寻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的道路,这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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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文革 —— 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和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 毛泽东时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勳”削藩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叠呈“中共领袖内讧、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 ——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于了全面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成为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20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毛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对他的对抗,实使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更从此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数年间的绝对专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发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着整个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大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工宣队”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嚐足了上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秦以后早已没落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叠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其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叠造冤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它的狱外之狱 —— 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为毛氏“运动群众”,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权,乾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后近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




兼 问 “左”祸还是“俄”祸?
  一个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海内外,许多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时,常常都是用一个“左”字便把它轻轻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党人的心态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某些学者来说,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为,如果说中共持续数十年“造冤狱,虐民众,践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公开杀人屠城,持续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都只能称做是“左”的“错误”,那么,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杀人远没有共产党多,害人远没有共产党广,破坏文明文化远没有共产党烈,戕害民心民智更远不及共产党深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又该叫做什么样的错误呢?是不是连“左”的错误都根本“不够资格”呢?如果是,那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被我们后人称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者,祸国殃民者,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远批判、绝不轻饶呢?
  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错误,而是专制的疯狂复辟与超级复辟。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既不存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左”祸,在中国现代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上,这个“左祸”的实质,便是“俄祸”。因为,正是这个由苏俄蓄意在现代中国所制造的“俄祸”,才阻断了我们应有的民主进程,才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疯狂地复辟和发展了中国旧有的专制制度,并且将它推向了极端。从而将我们的现代中国强阻在反动倒退的死港之内。
  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要跳出共产党;要认清共产党的祸患,就要将历史上的所有祸患都拿来跟共产党所制造的祸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对我们祖国的过去有一个公道,对祖国的未来有一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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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一  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和理论
一、动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陆建立政权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前后二十八年,虽然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山呼万岁,个个俯首听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现代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之双重势力,所建立的专制复辟统治,所架构的现代极权制度,所必然要表现出来的种种败症,却造就了“血雨腥风数十年,涂炭生灵上亿万”这样一个空前悲惨的历史局面。是故,毛泽东死后,广大农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下中农们,终于迭起偷粮、盗粮和抢粮的风潮,惊心而动魄。01 社会秩序亦由文革开始后的动荡不安,走向了公开反抗与变相反抗的不断发生。社会各种刑事犯罪不仅持续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占全社会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别是曾经遭遇过种种冤假错案的人们及其亲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阴魂不散。广大倍受蹂躏和残害的知识分子,即“臭老九”们,更是长哭当歌,痛定思恨,终于萌发了对“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单墙上,一幅希特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兄弟,你比我干得更好”的漫画,已经尖锐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余年种种倒行逆施的极端愤恨和沉痛思考。中国大陆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铁幕遮掩下的残酷统治和信仰支撑下的贫困生活”了。一曲“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间歌谣,实已唱出了人民无限不满与痛苦的心声。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及其专制政权,虽然面临着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局面,然而,华国锋却要在“两个凡是”的信条下“按既定方针办”,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于是,因十年内讧而成为阶下囚的中共部分党人,终于在“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率领下,为从头收拾“红山河”,为挽狂澜于既倒,为制造毛后中共专制复辟的“中兴”局面,为追求中共的“长治久安”,乃接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武器,号召“思想解放”,以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行为论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是而推倒了“两个凡是”。同时,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以所谓拨乱反正来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来归复文革前中共正宗专制统治,以高喊“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号召国人向前看”来重新激励人心,从而拉开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论
  首先,据实而论,中共十年改革并无理论可言。这是因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终固守四个坚持,坚守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不断强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专制思想统治。因而,作为中共政权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仅仍处于独尊地位,起码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这就为改革在理论上圈下了一块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区。任何人冲撞不得。其次,盖因马列毛只有“革命”理论,即杀人夺权和杀人固权的理论,向无改革的理论,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马列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相反,所谓改革,若要依据马列毛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就纯属“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夸口拥有“光辉革命理论”的中共,既不能“挂狗头、卖狗肉”,便只好“挂羊头、卖狗肉”了。也就是马列毛思想照挂,背叛马列毛的改革照干。这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恶棍左王”以外者所乐于暂时执行的。但是,毕竟“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不是正大光明的勾当,因此,实际上的狗肉买卖,就非但不能过份,尤其是挂羊头的把戏,就更不能叫人公开戳穿。更何况中共内部的左派,即要维护马、列、毛思想正宗的顽固派们,又时时要“闻腥而作乱”。再加上改革者本人,虽有改革救党之念,却无变革专制之心。特别是他们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又非马、列、毛这张画皮不可。
  这样说,并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无“理论”可言。与中共惯用的“口号”式革命理论一样,由邓小平所建立的所谓改革理论,亦常常是以“口号”代替”理论”。这就既省略了理论本身所必须的科学性,又易于“标明立场、雷厉风行”。如果说,邓小平于十年改革中尚有什么循序渐进的“理论”即口号的话,那就是﹕
  其一、以“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向前看”为口号,既要求消弥党内分歧,又希望消弥人民仇恨,于不堪回首之中,试图号召党人和民众引项向前,为用改革创造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轮专制统治局面而勉为其难。
  其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理论旗号。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归复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专制统治。
  其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放回到没有高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去。既对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恶包祸容过,又为改革的过失开脱罪责。这算是邓小平的一个“前后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论”。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河论”是在一九八五年后,当改革迅疾滑坡,人心党心不满,面对党内党外种种指责之时,由邓小平提出来作“自我辩护”的理论。这个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被当作重大改革理论的“理论”,一是证明中共党人无知,并敢以无知欺天下人,将古今中外一切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归为乌有。二是将这一场改革的真情和实景,无可奈何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过河论”一出笼,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在广大民间,人民便常常用“十二亿人凭什么都要跟着你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嘲笑之、批驳之和反对之。这句话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无边的阴影。说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认识与看破中共所谓改革的开始,亦不为过。
  其五、高喊“长治久安”。即“中共长治,人民久安”。此语不仅凸显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与的共同政治愿望,更将中共要借改革以预防革命和苟延专制统治的全部企图暴露无遗。
  其六、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如果说十年改革伊始,当局部恢复个体经营已经造成部分个体经营者不正常的剧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议汹汹之时,邓小平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意在保护刚刚推开的经济改革势头,以平衡社会心理,亦未必大错,那么,一九八五年,当中共高干子弟弄权经商已经造成官倒横行、权门暴富之时,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和他对这一句话所加的补充与解释,即“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也就在中共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经济改革的巨大混乱和民心的极大不满,又造成了中共官场贪污腐败的肆意横行,更暴露了“中共专制统治者们”的无限贪婪精神,从而为他们所一心相与的“长治久安”愿望,制造了党基崩溃的无穷危险。
  如果说“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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