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谁是新中国   谁是新中国_全文阅读_25 首页

关灯 护眼     字体:

上一页 | 下一页繁體阅读加入书签

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如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操胜券,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之后(前文),“不顾个人安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13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定”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治协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了也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参见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14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
  如果说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那么,这一部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家性质和标志了中国民主宪政进程的“宪法”,这一部曾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各党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宪法”,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却遭遇了中共的鄙视、否定和彻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并且,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具有真正民主宪法的性质,所以,中共才会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由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毁灭在中共所发动的内战战火之中。

上一节总目录下一节

四  中共打赢内战的五个关键手段
第一、假谈真打与中共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首先,如前所说,中共参预“和谈”,从来都是假谈。但是,中共确实又参加过“和谈”,更参预了美国领衔的和平调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之时,如它还没有在东北立住脚的时候。二是在战况对它不利,如它在张家口吃了败仗时。它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基于此;它接受美国的调停,同样基于此。所以,在美国派遣马歇尔来中国调停有利于它时,它便使用阴阳两谋,明谈暗打,敷衍美国和利用美国;而在美国调停不利于它时,它就根据自己发动内战的需要,反对美国和咒骂美国,甚至不惜制造事端来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踢开它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的绊脚石。因为“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苏联的敌人,也就是共产革命和中共的敌人。虽然中共并不轻视美国对中共的“好感和无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这一“好感和无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国而言,正处于战况不利的中共,为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国、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所达成的第一个停战令,既在停战前大肆扩张,又在停战令发布的当天,于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进攻韩庄,枣庄、利国驿、临城等八地,在河南进攻汲县、修武、经扶等六地,在江苏进攻泰县、姜堰等五地,在山西进攻榆次、汾阳、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领者达十二处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抢了停战的便宜之后,因军调处四处检查停战实况而被迫停战。但是,鉴于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的重要,中共又于马歇尔归国述职之后,于东北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于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长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齐齐哈尔,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尔滨。中共利用停战令第二次讨得了便宜。
  其三、由于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肆进攻,造成了停战令的名存实亡,为解决东北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决派孙立人率军北上,并于五月三日收复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复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复长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复永吉。就在中共于东北的战况复又不利之时,马歇尔因中国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周恩来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战,并以“如不停战中共即展开全面攻势”为条件,对马歇尔进行威胁。
  其四、在马歇尔的努力和政府军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战令下达,规定两军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时起就地停战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长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战令下达三小时后,即七日下午三时,东北中共军队又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政府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在关内,中共军队则于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两地,阴谋击杀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校与郭子祺少校。
  由于中共不遵守停战协定,并利用停战的契机发动大举攻势,直至公然击杀军调小组的政府方面成员,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恢复六月七日正午状态”,并要追究两少校被击杀的责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马歇尔的调停已经成为它发动内战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毛泽东已经决策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以,再接受和参预美国的调停,将会对中共打内战抢天下的行径产生严重妨碍。由是,中共乃决定反对美国调停,并决心利用战后国人对美国驻军的反感,阴谋发动反美运动,以杜绝美国再作任何和平调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占我国东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离,其间,俄军官兵在东北不知强暴了多少中国女子。然而,当时曾在东北境内“与俄共舞”、更“与俄同谋”的中共及其军队,却为何不为我国东北众多惨遭苏军强暴的同胞女子鸣冤叫屈和伸张正义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中共对此有所觉悟和有所忏悔。
  这一场由中共阴谋发动的反美运动,终于造成了美国调停的失败,亦终于造成了中共在内战中的大打出手和大获全胜,更造成了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欺骗、驱使和强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因而赴北京朝拜那个残暴的农民造反领袖毛泽东之时,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藉争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16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19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20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21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22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是早年曾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第三、决策运动战及人海战术以打内战,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一、毛泽东决策运动仗战略和人海战术以打内战
  本卷第三、四两章,曾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坚决反对中共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打运动战、打大仗和打硬仗”的历史事实。但是,“养在深山人难识”的中共军队却必须长期接受运动战的训练,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即当中共已经自称拥有五十万大军之后。这个秘密终于在抗战胜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开了。因为一直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从借争夺受降权以发动内战之时起,即开始打起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的运动战和大仗。毛泽东终于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内战和正在准备打内战的军队,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虽然,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不曾对他的军队说过一次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寇”。对此,只需稍稍“学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根据他的指示,正在用运动战大打内战的军队,进一步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个建立在运动仗战略基础上的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作战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按﹕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从来没有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班,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他的军队已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政府军二十五个旅之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在今后一个时期,再歼灭敌人的二十五个旅。”毛甚至更加强调地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26 (按﹕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学会此种方法以抗日杀敌。)
  然而,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执行他的作战方法的指示,其实质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中共著名的三大战役就用的是这一残酷的战略和战术。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早已证明了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残酷战略战术,实际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战略战术,早已为现代战争所不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纂写的《雪白血红》一书,不仅将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将这种极端灭绝人性的作战方法,所造成的对普通人民性命的残害,予以了最为惊人的揭穿。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迅速、广泛和深入,不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见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诚然,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因为,毛泽东早就将他的革命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了。虽然历史并非如共产党所表达的那样,它的“革命”从来就得到了中国农民的最积极支持和最广泛参加,但是,中共一手高举着西方的“均贫贱、等富贵”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实行分田分地”的传统欺骗策略,因而才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由是,毛泽东旨在打天下的农民战争,便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
  于是,为了打内战,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才在内战已经开打和刚刚大打的时候,不仅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27
  同时,为了打赢这一场内战,毛泽东还一改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德性”,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29 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第四、为打赢内战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中共的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虽然获得了苏军的阴谋配合和物资援助,但苏俄所援助的军用物资,毕竟是以东北的矿山、工厂、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即我国东北的原有资产、资源和日本战败前在东北的二十亿美圆投资作为交换代价的。后来,当中共的内战状况不利时,或中共内战眼看就要胜券在握时,中共或是为扭转战局,或是为了争取内战的早日胜利,便以满足苏联对我国国土的野心和对我国资源的贪心,而出卖祖国的权益和东北的资源,以争取苏联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苏联允诺在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苏联承诺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三是苏联承诺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四是苏联承诺将现在东北由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五是苏联同意中共红军在东北局势紧张时可取道北韩退入俄境。六是国民党军队一旦发动对东北两栖登陆攻势时,苏联军队愿意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七是苏联允许中共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八是苏联愿意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等。由是,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四十万新军,以及原三十万汉奸军队和八千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所得。
  中共出卖祖国权利和资源的主要条款,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绵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在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中,中共所出卖的祖国权益和资源,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苏联承担建立苏联与中共联合的空军力量。二是苏联允诺尽速装备并训练中共军队十一个师。三是苏联在条约签订后即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由是,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由是,中共才绝不是小米加步枪便打垮了的它的敌人,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显然,应该作为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对祖国资源和权力的不断出卖和苏联的不断支援下打赢了这一场内战。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却在美国一再削减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败了这一场内战。这便是所谓美、苏要共同“制止”中国内战的经过和结果。
第五、中共数度“挖心战术”的重大历史效应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第一度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俄党的附庸,在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这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第一度“挖心战术”。第一度挖心战术实为后来中共再度进行挖心,奠于了关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础。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共产革命失败后。基于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中共曾采取不断渗透和潜入地下的办法,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从而为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即在苏俄的命令下发动武装叛乱,特别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及其领袖人物,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战术”中,中共有所谓地下工作的“前三杰”,即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还有他们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担任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直至负责人事和中央调查科各地组织的建立。同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还有胡北风。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所有机密全为钱、胡所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钱壮飞曾受命赴东北调查东北军事,钱即与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于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是时,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从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及周恩来本人,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悲剧”。30 彼时,还有一个原来既亲共又亲国民党的人物杨登羸。杨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时,曾为中共所左右,因而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其中特别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因他的保护而安全脱险。而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中共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于此期间,极为突出者是地下党员刘鼎,因宋庆龄的介绍而被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从此为策反东北军、特别是策动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即表扬他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边。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线”。
  第四度即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由是,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连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时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33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兼 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经打赢那一场内战,就要粉墨登场,在北平建政、建国之时,为了再一次获得苏联的支持,刘少奇曾率领中共代表团郑重地访问了苏联,恭敬地拜谒了共产沙皇斯大林,倾心地表示了他们将在国际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决心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朝拜,自是满心欣然。兴奋之余,竟对刘少奇说﹕“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你们胜利了,你们就是正确的……”
  然而,当真“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反之失败者便都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则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被一伙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飞机为劫匪所持,则胜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确的了?如果是,凡弱国之败,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了?如果是,则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发展,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进步,便不能有失败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错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进步,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竟大多要历尽曲折和艰辛,甚至要历经反复失败和倒退的命运,才会达到它们最后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靠阴谋和杀戮才获得夺权成功的历史;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历史上鲜有的独夫民贼,同样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以获得成功的事实——恰恰证明,它们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确”的一个结果,却是邪恶战胜正义的一种“倒退”。因此,侈谈“胜利者都是正确的”,无非是一个不正确者在为自己的“胜利”乔装打扮罢了。
上一节总目录下一章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一场农民战争,又打的是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并以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为中共打天下成功后所建立的专制复辟政权,带来了双重的复辟性质和双重的复辟内容。即﹕它不仅与俄国的共产专制复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处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鼎盛时期,二是正值二战结束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三是以革命的名义推倒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四是它自知有一个靠阴谋起家和卖国发家的肮脏历史,所以,它才既要实行极权统治,又要挂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三权分立”为样式,将集中与专政作内容,藉以达到它全面重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复杂化”,即装模作样,非但无以掩盖它专制复辟的本质,相反,却更加地表现了它在本质上的极权化。
  第一、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一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便是它们所必须遵循的主张。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个特别支部。从一九四九年前传承下来,并曾为中共夺权卖力的这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是中共在中国大陆胜利夺权中所接收的八个历史包袱,却在初期起到了为中共装潢门面的作用。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不够听话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种种的遭遇;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听话者,则在一九四九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同时,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天,中共仍绝对禁止任何一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绝无宽容姑息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实际上,也就是中共这个“老子党”和这八个“儿子党”之间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国大陆人民对它们的嘲弄与不齿,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权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极权专制制度而论。中共在表面上确乎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政体,却是假的。因为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三权”机关,必须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党委派出的
  党组进行实际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现职、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级干部中选任;各省、市、县,包括各级自治区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均遵照这一原则依次在各级中共干部中予以选任。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级各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还要设立中共临时党组以具体领导和指挥会议。其各级常任机关不仅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而且同级党委还要派出党组具体领导之。在任何一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并在决定投票结果后,再召开本次会议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实后,再进行代表与委员的投票活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中共一位前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01 至于各级公检法机关,除掉各级均要设立党组以实行党的领导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党委设立各级政法委员会以实行统一指挥。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系统中绝大多数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判案人员,迄今基本上为中共复员转业军人。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党合作”、“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每一次错误政策,每一种倒行逆施,每一度内讧内斗,每一回无法无天,不仅均能够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一致拥护”,而且均能够在“法律”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根本缘由所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样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这些在宣言上、宪法上和各种法律、法规上所根本看不到的专制极权化“操作”,才保证了它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绝对权力,和对于这个政权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厢情愿。
上一节总目录下一节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思想统治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勳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才崇信共产主义的事实,便是明证。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乾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

| 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