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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提出的”。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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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 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62 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 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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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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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根据中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身。而当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之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于墨迹未乾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烟幕弹而已。
三、中共企图抢占东北的阴谋终于在苏俄的支持下达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接到吕其恩的报告时,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个派兵进入东北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中共山东军区立即派出四个师十二个团二万五千到三万兵力,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萧华统一指挥。中共抢占东北遂正式拉开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当刘少奇在与苏军上校会谈后,因突然明白苏军只是要求他们“不要以中共和八路军的名义抢进东北”时,当天,刘少奇连向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都没有请示,就立即抓住这个“千秋一时”的历史机遇,决定派遣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与莫春和立即乘坐苏联上校的飞机飞赴东北,并由彭真担任东北局书记。同时,为便与苏军打交道,还特别授予彭真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及莫春和为上校军衔。当晚毛泽东同意的电报拍来时,彭真等已经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藉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遂立即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遂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员。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还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12 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增强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兵出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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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第一、中华民国于战后积极推行民主宪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尤其是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几乎已成废墟。处处是断壁残垣,处处是穷困与饥饿,童无所养、叟无所归和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随时随处可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如前所说,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第二、中共为发动内战和打赢内战而竭力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曾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并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东借抢夺受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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