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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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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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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场这样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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