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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归来提出“要真统战抗日”之前。这个阶段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并坚持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级将领,在思想上、特别是在行动上能够贯彻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时期。由于毛泽东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达到(详见本卷第四章)。第二阶段是确立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苏联归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本阶段,虽然因为王明带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并因为王明的坚持而在党内引起了要不要真统战抗日和要不要独立自主的争论,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共党史专家语),和中共在敌后实行扩张的初步成功,而终于使得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实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独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毛泽东更是以此为转折点,将假抗日和假统战的独立自主路线,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确立和发展起来了。第三阶段,因中共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而使假抗日和真扩张的独立自主策略,逐步从阴谋走向了“阳谋”。中共为了阴谋扩张而终于敢明目张胆地“专打友军和不打敌军”了,甚至在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后,中共已敢反咬一口,并公然宣称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阶段,因实力的增强和地盘的扩大,再加上国民党为对日抗战而无法重开围剿,中共才日渐表现出有恃无恐与“你奈我何”的姿态。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均表现了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口气和神气,已敢于“言所欲言和为所欲为”:什么抗战,什么救国,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全然不在他的话下,满纸上所写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参见下文)。
第二、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7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58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60 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61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62 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夺权、打天下的意义
一、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络,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63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64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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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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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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