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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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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就是明证。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革命和共同建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解决,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在相当程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军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后方,“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人、关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而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装叛乱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得了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仅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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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区别
第一、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共同特征
  一、都拥有一个代表着传统农民最高理想的乌托邦口号。这个口号,就中国传统农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贫贱、等富贵”为革命目标;就中共农民造反而论,就是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农化和普及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和共产主义理想精华。”
  二、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一样,不是农民造反英雄结合农村小知识分子以造反,就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结合农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泽东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过毛泽东从马氏借来的造反理论要比洪氏借来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图才比洪氏更大,统治的时间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归复和发展中国的专制制度上,比洪氏来得更为彻底、更为残酷和更加富有“创造性”。
  三、同具有残酷内讧的一致性。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无有不残酷内讧者,亦无有不内讧到底者。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农民起义成功者,其在成功后为维护一姓江山而滥杀功臣的行为,其本质仍为“残酷内讧”。中共自江西农村造反起即发展起来的残酷内斗和互相杀戮,61 到毛泽东和张国焘于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谋夺;从王明为夺取党中最高权力而残酷推行两条路线斗争,到毛泽东为维护农村派小知识分子的绝对领导而发动的恐怖延安整风;从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彭德怀、黄石诚反党集团,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揪出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无数反党集团,直至林彪反党集团和毛妇江清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次第被打倒;应该说,不论是在夺取政权前,还是在夺取政权后,其残酷内讧的屡兴屡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无休止,只能说是“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尤为特出的是,中共的残酷内讧,不仅迫害了无数的党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鱼,将无数无辜的百姓牵连其中,直至造成“冤狱遍中华”和“屠戮遍国中”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万无辜者“横死”的“实绩”,证明了中共农民造反及其政权,较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农民造反及其政权,在其内讧的残酷性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都具有“嗜杀”的特征。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嗜杀,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 —— 美其名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所采用的残暴统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苏俄直接指挥下的广州武装叛乱,就已经嗜杀无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更已使嗜杀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毛泽东曾下令杀死地主的全家,连几岁的小孩亦不许免;周恩来则亲自带人、并亲手杀害顾顺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灭其族。在江西苏区及其它苏区,嗜杀既成为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手段,又成为中共制造内讧、清除异己的重要行径。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五千万圆。悖米之损失约三千九百万担……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七万二千人,房屋被毁者约十二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三万万余圆……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以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大陆中共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着的《中国左祸)一书亦写道:——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的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企图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苏区,在以清除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和托陈取消派为由,而制造的清除异己的内讧中,每每虐杀无数而不知其止。其后,毛泽东在延安为反对王明派而发动的整风运动,其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动辄处决,甚至横刀以劈作家王实味的残暴行为,尤令人触目而惊心。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所谓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数十年间,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嗜杀,包括逼杀,只能使陈胜、吴广、张角、黄巢、王小波、李顺、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们望洋兴叹,自愧难及。
  五、全面归复专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一样,为号召革命,他们总是要以反对专制的思想文化为号召、为标榜。及至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他们又总是要在“革命”的标签之下,全面复归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藉以重建和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特别是在它复辟专制的本相已经暴露之后,或是在它借以统治的西方共产思潮已经破产之际,传统的专制思想和文化,就更会成为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烧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后,即在寝宫内设立孔子牌位,并依儒学而开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巩固他的新君主统治。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曾否定并要打倒一切传统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处成立孔学会、孔道会、孔研会和孔酒会,并将它们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径无非与历代专制统治者一样,不过是要维系正在走向末路的专制复辟统治罢了(参见本卷第五、六两章)。
  六、全面重建严酷的等级制度。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一样,虽然在号召造反时都要大言“平等与共产”思想,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要重新划分等级,重建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以归复专制等级,强化专制统治(参见本卷第五章第五节)。
第二、中共农民造反与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主要区别
  中共农民造反虽然在其手段和特征上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毕竟是一个披着现代政党外衣的农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在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反对中国民主革命、推行共产专制复辟的现代政治集团。因此,它也必然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传统农民革命造反有所区别。这些重大区别概括起来便是:
  一、中共农民造反思想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接过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将中国传统农民的革命思想“科学化和现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迷惑人民,又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统治人民,更能以共产革命的名义镇压人民。
  二、中共农民造反更富有欺骗性、严密性和残酷性。中共因具有一个现代政党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苏俄亲自扶植、阴谋教唆和直接指挥下,又被赋予了狂热的共产宗教情绪和顽强的政治集团意识,这就使它较之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般农民会党,更具有信仰的疯狂性、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的残酷性。这就使它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欺骗性,从而为它的成功和成功后的巩固权力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三、中共农民造反具有卖国和叛国的特质。由于中共长期以来是一个在外国颠覆势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挥下的叛乱叛国集团,这就使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农民英雄们大都是乡土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不会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会承认“农民阶级没有祖国”,更没有当这个“外国”已经在侵略自己的祖国时,却要武装起来去保卫这个“外国”。朱元璋无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后宁肯自己败亡而决不与满清联手,更不会受满清指挥。洪秀全虽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会”,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却从没有服从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没有成为欧洲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明末清初的会党亦从未勾结过任何一家外国势力以“反清复明”。义和团起义的口号则是“扶清灭洋”。即便是在现代,孙中山之争取俄援,亦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对本国的专制复辟,前提更是说得明明白白,“绝不同意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因此,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亦唯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场农民造反,才是一场为打天下而心甘情愿地卖国和叛国的“革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它对于苏俄种种指令的鞠躬尽瘁,以及它在苏俄的命令和指挥下,为了忠于苏俄而出卖祖国的一整套理论、口号、行为和实绩,实在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者们所没有,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的叛国者们望洋而兴叹。
  四、中共农民造反是“反民主进步而非反专制统治”。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虽然其结果都是专制制度的复辟,但是,其起因,则均为反抗剥削、压迫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本身。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赞扬的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进程中,所发动的这一场现代农民造反,一是苏俄蓄意颠覆民主中国、再造专制中国的一个恶果,并非中国农民自发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对象,非但不是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却是那个在外患内忧之下,正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因此,就世界的专制逆流而论,中共乃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就国内的民主进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则是对中国民主过渡进程的反扑与破坏。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个前进的革命,而是一个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造反,而是一个反对新生民主政权和崭新共和制度的造反。这便是它与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一个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区别。
  综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虽仍为苏俄所支持、所指挥,亦仍然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标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本质上,它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在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下,以共产革命为名义,以现代政党为形式,以传统农民革命方式为手段,以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
兼 问  是谁“里通外国”?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于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在毛泽东推行残酷专制统治的二十六年里,特别是在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曾以“里通外国”罪,包括制造“苏修特务”罪,迫害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无辜民众,直至它自己的党人。五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台湾有亲,中共即会施以“里通外国”的嫌疑,闲时内部监控,连海外或是台湾来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单位领导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后尚要“存档”,留下证据。有的自然是连看也不给你看。及至运动一来,则公然打击,公开批斗,明火抄家,强迫交代如何“里通外国”,直至无端逮捕判罪,以至无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万计。文革当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苏修特务”罪迫害者,就更是难以计数。文革后,虽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遍中国大陆已早成“独尊海外”之景,“独亲台胞”之风,但是,今天,当有人仅仅写了一篇论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发表,或仅仅在海外高谈阔论了一番民主,或获得了外国某大学批准的一点讲学金,亦仍然会被中共政权视为“里通外国和颠覆政府”,直至判为“危害国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时无忧,却成了颠覆分子,有家难归;栖身国内者,就要被内控、监视,直至判决劳教、劳改、坐监牢了,其例举不胜举。然而,如文中所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与指挥下,不仅持续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持续发动武装叛国,特别是当祖国的主权遭遇新沙皇俄国的蹂躏,祖国的领土遭遇新沙皇俄国的大规模入侵之时,中共竟能在新沙皇斯大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开地从反对祖国收回主权,直到决议、决策和决心“武装保卫苏联”,更藉此疯狂地煽动武装叛乱,以与苏俄对自己祖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里通外国”?倒反而不是叛变叛国?倒反而拥有了一部“伟大的和光荣的革命历史”?倒反而成了一个专门骂人卖国,专门抓人“里通外国”,专门标榜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者”的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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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 借口抗日以扩张(上)

  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地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的谎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特别是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须岁岁年年地“放声歌唱”,小说、戏剧、电影、话剧,故事,包括民间鼓词与杂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为题材进行创作和表演,以对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这个墨泼的谎言就在被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以后,而成为“历史的真实”。然而,这个“历史的真实”却因为中国大陆人民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而终于迎来了被彻底揭穿真相的这一天。这个“历史的真实”就是:
一  中国共产党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时侵略我国、中共何时倡言抗日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明确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为“局部”。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言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共在做什么?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残余军阀的一系列大规模叛乱被中华民国政府军相继荡平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因明确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从而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败突围是真、胜利长征是假
  在中共的许许多多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一、中共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二、中共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仓促突围。中共《中国现代史》首先称:“一九三四年三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01 中共《中国现代史》继之又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并且,“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03
  上述引言证明,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则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并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第三、中共北上长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显然,突围和逃亡是不能与进军和长征“相映生辉”的。后来,中共不过是要用“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言词,来掩盖它失败后的突围和逃亡罢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04 《中国革命史荟萃》一书亦在吹嘘中证实,湘鄂川黔根据地曾“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05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边境,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借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共红三军曾乘政府军两次被迫停止和中断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湘鄂边。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提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口号”。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即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武装割据地区。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于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则只能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第二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单引号为引者所加),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09 于是“中共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中共残余红军因敌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义城之后,虽然经历了“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1 ,但是,原来欲在黔东北建立新根据地的目的,却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不能实现。当是之时,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12 中共中央红军曾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历史的事实是,不论是中共中央红军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还是张国焘早已从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装割据在川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亦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围和逃亡,以及后来他们先后在懋功和甘孜的会合,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会上,当张国焘提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时,“张闻天起而答复,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前(按: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对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13
  张国焘说:“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14
  在懋功会议上张国焘本人也提出了三个计划,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向陕北发展、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发展、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显然这三个计划均与北上抗日无关,纯粹是“求生存”的计划。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15 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17 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张国焘乃提议“红军全部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18 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实可以证明张国焘的话不是谎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并由毛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秦邦宪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犹如张国焘所言,“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象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21 毛泽东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后落脚在陕北,虽为偶然,却也是“为传统所决定”。
  另外,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却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22
  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还是张,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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