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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所造就。
  至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又爆发的那一场残酷内战,对于承担了八年全面抗战重任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自然只能带来通货的急剧膨胀,腐败的迅速扩张,和党心民心的日趋涣散罢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外战、又在被迫进行内战的政权来说,腐败虽不是它失败的原因,但腐败却成了它走向失败的必然伙伴。这是任何一家政权在走向失败时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场于八九年前后,特别是八九年后开始的“人人搞钱留后路、个个及时行乐”的腐烂现实,便是它的明证。
  其四、在我们阐释了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成因,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论及为何国民党腐败就要迅速失败,而共产党千倍万倍的腐败却至今未败的原因了。
  首先,国民党及其政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场内战本身。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今日超过千倍、万倍于国民党腐败的中共大陆,如果存在着一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欲夺取中共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并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万里关山,则中共的迅速败亡,怕早已成为“史话”。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国民党于内战中腐败加剧这一事实,一方面则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战所带来的严重战争创伤,才在经济上将国民党政权拖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也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及政权腐败状况的出现。加之胜利接收中的腐败行为和接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措置不当,以及内战本身对于通货膨胀恶化的强刺激,和共产党在国统区煽动学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到处制造混乱、动乱、暴乱所造成的恶果,这一切加起来,也就普遍地导致了人民对内战中之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并由是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天数”,便是三十八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外患和内忧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交相进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内外勾结,合纵连横,旨在阻断中国民主进程和颠覆中华民国,所共同造就的一个悲惨历史结局。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华民国也如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得以休养生息 ,一边治理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一边从事新的和平建设,则纵使腐败一时难靖,亦不至于转瞬即已走向败亡。更何况其民主国体的迅速建设,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又势必会促使我们的祖国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呢。这自然不是臆想。因为失败后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既已经提供了它的证明,中共大陆政权亦早已从反面提供了它的证据。如前所说,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国国民党的美国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在临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他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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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在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进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亦如这个过渡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是裂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在知识文化上乃至修养上,都在为自己进行着艰难的更新;有的因属幼稚,而不能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和反复状况深所理解,至于灰心丧气;有的则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相未变,而与十九世纪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拍即合,从而走上了俄式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即从辛亥之后到中共在大陆复辟专制成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革命”不分,进步与反动不明,科学与愚昧纠缠,民主与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和重大的分化。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从传统型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派知识分子 —— 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先驱,鲁迅、茅盾、郭沫若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澜、翦伯赞等则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全盘否定传统,又全盘接受马列;全面批判祖国正在艰难推进的民主过渡,又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的专制俄国。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吸引了一批传统型的小知识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共产派思想文化潮流”,充当了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夺权造反以颠覆中华民国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绝传统、灭民主、求共产的急先锋,直接为中共于中国大陆复辟专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然曾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以反对正在艰难中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实际上,却是一些穿着共产主义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传统型小知识分子,与真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绝然无缘。其历史的过失,已经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传统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过渡。五四时期对学生“采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时期曾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学的胡适之,以及后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储安平等,便是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既有对民主政治与现代科学的体验,又有学术上的专长。他们的特点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国能够走上与西方一样的民主与科学道路,因而才会不遗余力地与土生土长的共产派知识分子相抗衡;缺点,则是因目睹已经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因而又对中华民国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及这一过渡的速度、范围和程度,常常怀有不满。犹如今日某些台湾背景的美国华侨,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学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台湾的不能满足和不断指责一样。虽然出于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亟欲颠覆新国家和新制度的艰难时代,便极有可能因与敌人同唱了一支歌,从而为共产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诱变。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学求职的辛酸而终生怀有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怨怼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拥护东方专制制度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与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错失乃事同一理。对于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来说,尤其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诚难理解透彻的。闻一多由是而从反对现实的“不民主”走上了为中共所利用的不归之路;朱自清则以所谓“不食美国面粉”的叔夷伯齐之风,竟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和宣传品。
  其三、辛亥之后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处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中,一方面又因为恶邻苏俄的蓄意颠覆和日本帝国的公然侵略,因而,爱国主义的理念、情操和情绪,便承袭着我们民族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处于转变期的知识分子,力图超然在党派与政治观念之上,而以“爱国”相号召,相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忠贞激烈的爱国人士,有些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因此,当有人只因奄奄待毙,才以高喊“一致抗日”来谋其一党的生存时,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们,便立即与之一拍即合,甚至结伴为伍,直至为其奔走呼喊,制造社会对他们的错觉。所谓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反政府高潮,不仅为中共所一手策划,并在实际上为中共一党的“救亡图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为知识界的这些爱国者们不解国情,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颠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民主和专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中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专制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专制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泽东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24 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共产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专制和独裁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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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的民主过渡在台湾首先走向成功

  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学人,仅在本章简单地叙述一些浅近的认识,只因它颇不同于当前某些台湾学者对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民国历史的认知,所以诚请台湾学者予以批评或批驳,并深信台湾的学者们,一定能够对这段历史进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一定能够在未来满足海内外中国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谨识  
  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称“国民党也许输掉了大陆,但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
  美国人是现实主义者,而所谓现实主义,即承认已成事实,或仅仅承认眼前的事实,有时亦只是表面的事实。国民党输掉大陆是历史的事实,但今日台湾已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又是现在的事实。所以,美国人承认不贷。
  但是,承认事实者,未必就懂得事实之所由来,更未必懂得历史的发展是如何地造就了这个事实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于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美国人不仅把它看错了,而且也做错了一样 —— 因为即便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错了又做错了。今天,美国人,还有其他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民主繁荣事实,却又对民主与繁荣的由来,加上了甚为不确的解释。除掉象费正清那样,因一贯对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怀有不良的情绪,却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怀有浪漫情调,才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诋毁台湾和贬低台湾,歪曲造成这一进步的根本原因。至于其他即便是承认台湾进步,并试图寻找这一进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认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后,着手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二是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和平环境下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奇迹;三是在经济繁荣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显然,这都是一些客观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现实主义者的眼光,但还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的眼光。因为这类看法,无非是“从现象上获取印象”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对当代中华民国台湾的发展进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结论。
一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 —— 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
  笔者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够走上今天这样一个民主和繁荣的境界,首先是因为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能够承继并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才为台湾后来的历史性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必须的政治基础。因为,承认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继承不继承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将决定台北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它是否划开了自己与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国统和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大陆北京专制复辟政权的根本政治界限。
  历史的事实是,中华民国自一九一二年元旦于南京建国,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政,除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张勋拥戴宣统公然复辟的十一天,和苏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日本扶植逊清王室在东北建立伪满州国以外,尚不曾有一个反叛者,敢于公然推翻或改变中华民国的国统与国号。北洋军阀们亦只敢在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国号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专制之实”,甚至常常利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等拥护“共和法统”的手段来争夺权力,以再造复辟。至于因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实质是“复辟成功”,而当真在中国大陆改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国号的心态,亦无非说明,他已经在担心后人将以中华民国的“正统”来否定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邪统”,更因此而将他推倒在真正“乱臣贼子”的历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败而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能否承继和坚守中华民国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国统与法统,将决定中华民国台北政权的根本政治性质。
  那么,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又是如何承继并坚守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呢?
第一、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坚持了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政治方向
  在内战中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于政治上,一是承继并坚守了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国统,继续遵循孙中山先生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民主建国历程,在失败后的艰难时世之下,恢复国民党一党训政,以维系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承继并坚守了已经初步建成的中华民国共和法统,即在有压迫而无外患,有“异志”而未形成内乱的外部及内部条件下,在政治上维系一九四九年前已经初步建立的宪政体制,坚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稳步地推动法制建设,逐步地扩大政治参预,以在宪政体制之内实施训政,又在训政逐步淡化的过程中推行宪政的建设,以期最终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于一九五零年即颁布了“台湾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同时办理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县、辖市市民代表的选举,并均以平等、普通、直接与无记名投票等最为民主的方式进行之。诚如一位大陆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高玉树在台北市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人王名宁。非党人士黄顺兴当选为台东县议员。六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当上了县市行政长官,如台北高玉树、台南叶廷桂、高雄余登发、台东黄顺兴。到了七十年代,党外势力有了更大发展。七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勘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同年,增选出国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额立法委员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党人士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举办民主餐会,汇聚一堂,发表演说,抨击政局,声势相当浩大,终于在二十个县市中拿下四个,七十七席省议员中占据了二十一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在权力上一向是开放的。”01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却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
  显然,法制的建设势必要与开放的权力亦步亦趋。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内战中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曾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并自翌年十二月十日于全国各省市一律宣布戒严。在台湾,“戒严”虽然在名义上实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严”,但实际上自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社会秩序辅以安定之后,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军法及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划分办法”。历经五次修正,乃将军法机关因戒严法第八条而得以自行审判之范围,逐步缩小至最低限度 —— 除军人犯罪、及违反惩治叛乱条例和违反勘乱时期检索匪谍条例之罪,由军事机关自行审判以外,其余条例一律交由法院审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释字第八十六号解释,称宪法第七十七条所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之审判,系指各级法院之民事、刑事诉讼审判而言。高级法院以下各级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诉讼之审判,自亦应隶属于司法院”。之后,司法院组织法,法务部组织法及法院组织法等条例修正案,遂于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并于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权的运作走上了正轨,又使法制的建设能够作为推进中华民国民主建国事业之至为重要的一环,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为其后台湾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迁台的国民党台北政权在台湾重新恢复“训政”,实出于艰难时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当生存和安全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之后,随着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的增选和补选,言论自由的日渐开放,政治参预的日趋扩大和反对派政治的逐渐合法化,直至“解严”的实现,显然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权政治的最终结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自五十年代伊始即开始实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在法制的配套建设之下,终于发展成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选省长和全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由是,宪政得以全面实现。从而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于外患频仍、内乱丛生的中国大陆所无法推进的民主建国事业,在台湾逐步地、并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这就在国统和法统的根本性质上,彻底地划开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与数千年君主专制国体和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鲜明政治界限,保证了中华民国自开国以来的共和国家性质和在后来初步建成的民主国体,没有发生任何性质上的变化。
第二、中华民国台北政权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体制
  正因为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承继并坚持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所以才承继、建设和发展了作为中华民国共和国统之重要特征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形态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华民国台北政权非但没有采取过任何专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即专制权力经济体制,以压迫甚至消灭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相反,却一再地和持续地保证、推动和加速了私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空前发展,从而将中国台湾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间,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曾先后颁布的“国营事业管理办法”、“公营事业移转条例”和“实施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转民营事业办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为对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四大公营公司转民营,而公布的“公营事业转民营条例”等,皆因坚持了“凡可民营者,尽量鼓励民营”的自由经济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凡是高谈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者,如若忘却了这个能够保证和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根本经济体制,实际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忘却了台湾经济赖以发展和繁荣的这一张“政治底牌”,而以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妄论和解释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原因,都无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为只要国民党台北政权如同中共北京政权那样,将共和法统改变成为如中共一样的专制一统,则由专制权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占的台湾经济,其发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第三、中华民国台北政权进行了和平与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没有忘记辛亥革命的纲领,没有忘记平均地权的理想,没有忘记没有和来不及解决土地问题,竟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重大社会原因,在失败之后,乃坚持以“孙中山先生非以杀人夺地为手段,而以平均低价和保护地主与无地农民双方利益的思想”为方针,以一九三零年颁布的“进步土地改革纲领”为蓝本,以历年局部实验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借鉴,面对台湾因日本强占经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大多数耕者无其田的严重局面,几乎是与中共在中国大陆展开杀人土改运动的同时,和平地、并且是顺利地在台湾进行了至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台湾的土地改革,方本着共和国家的人权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以平衡租佃双方的利益;继之采取“公地放领”的政策,以满足部分无地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后利用售出工业债券赎买大地主多余土地,以贷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办法,不仅未杀、未抓、未致死一条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动乱和混乱,却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为嗣后台湾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农村基础、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
第四、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发展教育
  辛亥之后,特别是北伐之后,因为中华民国对教育的长期重视(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溅中华的抗战时期),02 中国现代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迁台之初,中华民国政府虽有“一夕数惊”的外部政治压迫和“承载过重”的内部经济压力,仍然坚持大幅度投资教育,兴办教育。此为中国大陆民众所不能想象。一九四六年,台湾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适龄儿童就学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九,故文盲儿几已绝迹。日据时期,日人为对台湾实施奴化教育,特别限制台湾同胞进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进入初级职业学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职和高级中学学生数,已占全体中学生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九九。日据时期台湾人进入大学者极少,并且限读医理工科,文法艺科则不准华人就读。但一九八八年专科学生已达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学生已达一九二九三三人,硕士研究生已达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达二六九五人。出国留学者比比皆是,其云不鲜。近十年来更是有所发展和提高,业已进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实为人才济济。华裔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已有六人,但是,唯于中华民国(五人)、或于境外(一人)所培养的学人才有此荣誉的事实,实在不能不说与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绝对的关系。台湾教育的发展,对于近年来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进,对于所谓技术官员队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人民公民权力的保障和发展
  自中华民国创建伊始,人民即开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教育、就业和迁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后的训政时期,甚至是在袁、张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时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范围的限制,因此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史上至今仍在遥领风骚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特殊艰难历史条件下,应该说除掉事关全岛安全、即为防止中共颠覆,才在少数领域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处于非常时期的台湾人民,不仅拥有居住、迁徙和出国留学、移民的相当自由,而且拥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很大自由。诚如同一位大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给予党外政治空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允许非党报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虽然制定了《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但实际上党外报刊杂志仍然存在。《自由中国》、《文星杂志》、《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等刊物的思想笔触,都完全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国》于四九年十一月创刊,一向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发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敢于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这一切,国民党政权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查禁报刊的尺度更有相当的放松。一般批评国民党政权和其官员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样就给党外反对势力的存在、汇聚、集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闻局解除了《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仅一个月后,《美丽岛》、《八十年代》等杂志即行出版,在台湾社会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办民间报刊,参加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党外反对势力汇集力量,培养储蓄人才,扩大其能量和影响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国民党政权取消‘戒严令’,彻底开放了党禁、报禁,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03 至于后来台湾民营报刊之多,私营出版事业之隆盛,民间报业巨子之举世闻名,就更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人才济济的中国大陆,民怨沸腾的中国大陆,所不能和不敢想象了。五十年代,一个年轻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莲筹办“慈济功德会”,并广收门人,兴旺时,人数竟达上百万之多,收入竟达数亿万之巨,这在绝对不容许人民有任何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陆,无疑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然而,在台湾,甚至是发生了“高雄事件”那样的大案,在蒋经国先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示下,亦只有“军警人员之伤亡,而无人民之被伤害”。04 尤其是近年来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所带来的政党、社团的蓬勃发展,就更是使得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无限的羡慕和追求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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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证了台湾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之后,凭着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在和迅速发展着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05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着少数“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并随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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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 —— 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承继和坚守,和蒋介石以其个人的威权对这一承继和坚守所进行的保证,不仅带来了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而且推动了民生主义理想在台湾的追求和实现。“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仅成为失败者 —— 中国国民党人治岛的原则和方向,同时更将“非实行民生主义,难以富国裕民;非实行民权主义,难以民主法治”作为重大失败教训的一种,以激励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励精图治。而励精图治的重心,便是推动民生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和实现。
  如前所说,是中华民国固有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才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为其“发展农业、培养工业”的方针,带来了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迁台之初,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财政税制,实施货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实施单一汇率,有效运用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开创各项生产事业等等,则使因战乱和“涌台”所造成的经济恐慌景象,得以抚平。此后,政府不仅设立一系列经济建设的综合机构,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来制定经建计划,以推动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且抓住历史机遇以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韩战固然有助于台湾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则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越战又为台湾中小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之后,十大建设既为台湾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发展的基础;嗣后进行的二十二项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钢等重工业发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并从此迈向已开发国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准,更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才;对外贸易的迅疾扩张,则使全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欧元》杂志,在它对世界作第五次经济评估时,已将台湾经济对内对外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就发展中国家而论,则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湾能,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说:“如果日本经济发展是奇迹,台湾就更了不起。”美国专家顾柏克则在《中国现代:两个中国的比较》一书中说:“台湾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发,但台湾却成长快速,现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社会并能做到均富,私人企业繁盛,中产阶级正快速兴起。”美国史丹佛研究所发言人迪西纳于一九八六年曾对美国议员和专家们说:“台湾的成就,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合理的策略,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湾 —— 一九五三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三亿二千万美圆,一九八八年则增为一万一千零二百四十一亿美圆,三十六年间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台湾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还在一百美圆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达人均八千美圆的纪录,四十一年间增加八百倍,超过大陆数十倍之巨。
  台湾 —— 一九五零年代,外汇存底尚不能进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汇存底已达世界第二位。
  台湾 —— 以其居于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为孟加拉国),在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中共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巨大、而且是本质的差异”。台湾的经验显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由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自由经济形态,其现代经济的真正发展,迟早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假话。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国大陆人民“解释”说,台湾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卷走了二百万两黄金所致,和“美帝国主义”曾给了台湾以极大的支持。前者诚属可笑,因为大陆地下埋藏着的黄金,又岂止二百万两;更何况中国向有一句古话,叫做“坐吃山空”呢。至于后者,如果“美帝国主义”当真能够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极大的支持,大约“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陆江山也就不见得会失去了。况且台湾根本就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二次大战后的开发。因此,直言之,台湾如若不能自强以度艰难,如若没有前文所说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如若没有韩战的爆发而使美国又有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则美国的所谓支持,只怕仍旧是“千呼万唤难来台”了。
  随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台湾又全面地推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鉴于台湾人民对于自身信念的持续增强,和参预社会政治愿望的不断增强,随着增选、补选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保证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实现,八十年代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宣布“解严”,决策开放大陆探亲,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举省长,特别是在中共飞弹威胁下,坚持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并获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功。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乃以此作为训政的全面及彻底结束和宪政的全面及辉煌开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终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确认和确立。如果没有中共的武力颠覆,专制复辟在台湾已经永无可能实现。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终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地区 —— 台湾,首先走向了最后的成功,从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专制一统,打开了现实的通途,带来了历史的希望。
  今日,虽然台湾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与迅速实现中还存在着、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台独的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而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体制内,用改革或改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后者,说到底,无非是对于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式逃避而已。并且,即便它另有图谋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会随着中国大陆人民推倒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中华民国国统在全中国的重续,中华民国法统在全中国的重建,而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误区”。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政治误区,但又是一个必须引导和一定能够得以解决的政治误区。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将只会存在着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一百年来,东方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近百年来,中国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民主和专制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随着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中共在革命名义下的全方位专制复辟,一定要走向败亡;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历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将使他们重新认定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曾坚定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它自身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力。
  作者愿为台湾人民五十年来因“坚守民主国体、致力民生发展”而得以“全面推进民主、实现还政于民”的伟大成功,予以最为深沉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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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06 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辉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他们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他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夺取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石先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的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07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代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的现实机遇,一只“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的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古了。
上一节总目录上卷结论
结论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共产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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