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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永久专政,划清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界限。
  二、中国国民党即便是在一党训政阶段,其仍以“确立民生发展为首要,采取自由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度”为基本国策,其与中共在经济上“长期以民生建设为恶,取缔自由经济,堵死市场经济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党策,有着至为本质的区别。
  三、虽然中国国民党的“训政纲要”提出要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政权,但除在中央“以政托党”以外,各级行政区均实行党政分离,排除一党包办。即中央以下各级党部,均不直接与各级政府发生统属关系。各县党部不满意县政府的措施时,应提出意见于省党部,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各县政府对于县党部的措施不满意时,则需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均不得直接行动。这又与“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从上到下党政不分,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党凌政、以党代政、党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党专制即党天下”,有着霄壤之别。
  四、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国民不仅有种种自由以为谋生,更有种种思考与表述的自由。人民不仅拥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甚至拥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自由。诚所谓“独尊三民”,但绝不“罢黜百家”(详见本章第四节)。甚至由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学生运动”,虽然年复一年地罢课、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捣毁新闻机构,甚至能几度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围之数日而不散,39 国民党亦从来没有加害过学生,更没有用武力公然地镇压学生,甚至用坦克车和新式ak47自动步枪以公开地辗轧、扫射学生及无辜的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亲与包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感叹亦唏嘘”。
  因此,只要稍稍地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一番对比,领教一下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要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的专制现实,我们就能十二万分地明白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区别。而也正是这个本质的区别,才告诉了我们,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但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相反,它恰恰是一个民主政党为使民权得以保养与伸张而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为保卫民主新秩序,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和建设民主宪政基础,而不得不实行的政治方略。今天,当有人津津乐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独裁”时,只要对三十年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训政”稍作回顾与对比,便会明白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就“良性独裁”的意义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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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1937)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外敌悖悖内向、内乱时时尤生”这样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不仅使过渡期的国家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使国人之心亦渐渐地趋向了一致,从而为嗣后的长期反侵略战争奠定了人心、国力与军备的基础。
第一、中华民国外争主权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遵循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的遗训,以国民党“一大”所提出的对外纲领,即“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以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定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约”等原则出发,针对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曰:“……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一筹莫展……”40 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
  其三、在外争主权上,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继续遭遇着一些列强的反对和阻挠,但继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收回了天津比租界,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收回了镇江英租界,一九三零年四月十八日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七日收回英、美、法、荷、挪、巴西六国于上海的租界法院,我国司法机构始得在上海租界执行任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已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应一律遵守中华民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依法颁布的法令规章。外人虽不执行,但国民政府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公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并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实行。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为争取国际支持才不得不予以暂缓。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为收回沙俄在我国东北特权,竟遭遇苏俄的大规模武装侵略。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外国入侵(参见下卷第二章)。
  其四、自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关税主权,列强以所谓“协定税则”把持了中国的海关,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控制中国的财政,左右中国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布“协定税则”与国家主权有关,决与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随后又公布了《国际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并在一九二八年内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新关税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将“均一税制”改变为“差别税率”,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在关税问题上的弊病,抵制了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印花布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遂取得了迅速发展。一九二四年棉纱产量为三十八万多包,至一九三二年已上升到三百九十三万六千包。关税自主以后,中国海关税收更有明显增加。一九二七年海关税收入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圆,一九三一年已达三亿八千八百万圆。中国的邮政主权曾先后被英国人赫德和法国人伯黎及铁兰士控制六十年之久,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始委任刘书藩为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一九二九年完成邮政改组,管理人员始渐为国人所掌握,邮政权亦终得回归。
第二、中华民国内求进步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伊始,立即在对内政策上忠实地执行了“立五权、张民权,建法制、重民生”的重大原则,确立了“以民生为首要”的方针,建立与健全五权国家体制,制定与颁布训政时期的各种法律,推行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内容的训政,奠定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41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从而赢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42
  一、在实行民权主义方面,除掉明确规定训政时期不得自组政党以干涉国民党一党训政以外,国民均享有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指称的各项民权,尤其享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方面的相当自由。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出版法条例》,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颁布了《出版法》。据中共大陆历史学家称,其中仅规定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送内政部,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所属省政府或市政府,一份寄送发行所所在地之监察署。新闻纸或杂志有关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并应以一份寄送省党部或等于省党部之党部,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43 由是可知,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民间新闻出版事业,其中即便是有需要“送审”者,也是“先有自由、后有审查”。此与迄今仍然是“绝无自由、仍要审查、并以判刑和判重刑相威胁”的中共新闻出版专制体制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44
  正因为国民党虽“独尊三民”又“兼容百家”,坚持予新闻、出版、思想、学术和文化以自由的政策,连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因而于国民党训政时期,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才会呈现一派真正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局面,并获得了足以标傲历史的巨大成就。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在走过了她的酝酿期 —— 晚清文学和成形期 —— 五四新文学之后,开始走上了她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一方面各种流派、各种社团、各类刊物杂然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成熟的作家和作品至今仍标傲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前者而言,现实主义派,现代主义派,“革命文学”派,国防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等,均各守阵地,互相论争,不亦热乎;就后者而论,则巴金、老舍、曹愚、徐志摩、郁达夫以及后起的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巨子,亦因他们的作品已富传世价值,而成为现代作家的楷模与典范。尤其是长篇小说和话剧的创作,不但走向了成熟,而且催生了一批名著。《家、春、秋》、《骆驼祥子》、《雷雨》等均已获得了永久的魅力。若以此来对照中共专政的五十年间,成千上万文化人曾无端遭受中共数十年摧残与迫害的惨痛事实;以及前三十年无文学可言,后二十年的文学“解放”因仍要遭受中共的打压和收买,甚至远未能解放到晚清文学水准的现状;特别是至今仍绝不容许民间成立任何一家文学团体,出版任何一份文学刊物,有则抓之逮之判之的的现实;就只能令人感慨万千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三十年代这一真正自由、繁荣的文艺局面,才又为中共制造所谓的“革命文学”,及其在掌权后公然压迫文学的死亡,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曾经予文学以自由的罪过。
  其次,自由的思想条件还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近代西学东渐的成熟期。由是而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不单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洛沙的《伦理学》、培根的《新工具》、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柏克莱的《视觉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述相继出版,而且近代西方哲学上的柏格森派、实政主义学派、绝对唯心论和辩证唯物论,以及逻辑实证论和现象学等,亦都成为一时之响。国内更有不少学者于此学术自由的阶段脱颖而出,不是自源一流,就是自成一体。如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哲学),金岳霖的“可能的现实”(逻辑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这就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学术界和思想界只容许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歌颂,而绝不容许出现或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术,便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国而语”了。
  二、在建立和健全法制上,如前所说,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不仅及早地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了“训政时期临时约法”,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确认了“五权体制”,草拟了“宪法草案”,而且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间,还研究、起草并通过了土地法,工厂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票据法,海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等等。“当时立法的最高原则,是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包含在各法典中”:“训政时期约法”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土地法”以实行民生为目的,“民”、“刑”等法的制定兼顾了人道主义,并保障公共福利,如不良少年应受感化教育,精神失常者必须予以监护,患麻疯病及性病者应予以强迫治疗等。45 而在建立、健全法制体制上,除更名改制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并实行助理司法制度即律师制度以外,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政府曾多次举行法官考试,共录取八百一十八人,连同北京政府时代五次所取共一千四百余人,已占全国法官人数的三分之二。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还设立了法官训练所,先后办了四期,共毕业四百四十六人。同时,国民政府还改北洋政府平政院为行政法院,处理官署违法和违法处理人民的诉讼案件。另外,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公务员惩戒法”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已有十九省三市成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回顾中华民国政府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之历史时期内,于法制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所获得的实绩,再来考察中共前三十年“无法无天”的历史和后二十年欺天瞒地的“法制建设”,回首中共制造“冤狱遍中华”的惨痛事实,默诵流行于今日中国大陆的“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之种种辛酸民谣,则历史的惊人倒退,又何待言之。46
  三、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确立民生建设为首要,否定专制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努力增强国力,遂于本时期内使一个穷中国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据中国大陆史家证明,在经济政策上,中华民国一是实行“裁撤悖金与统一税收”。 裁悖改统后,一九三三年度的统税收入总共已达一亿圆以上,颇有与关、盐两税并驾齐驱之势。二是实行“整顿金融,改革币制”。公布“修正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允许和鼓励成立各种私营商业银行,其间先宣布“废两改圆”,统一银币,后实施法币制度,宣布白银国有,禁止以白银作货币使用,禁止白银外流。由是,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从而抵制了美国的“购银法案”,堵住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保住了银本位。47 正确、有益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又决行“保护国货”的政策,从而使得本阶段的工业在内忧外患和世界经济危机正炽的不利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此,中国大陆史家乃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48
  四、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应该说,农业发展和土地问题乃是中华民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旧中国农村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赋和捐税过重。三是灾荒严重。在军阀控制的地区,捐税苛重,名目繁多,赋税种类几达三十余种,其中二十六种是附加税,从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按:与目前中国大陆农民的实际负担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国二十二省一千零一县中,仍有二千万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乡成为“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来的连年军阀混战,和由新旧军阀所一再发动的叛乱战争,又使农民一直处于最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与解决,积苦而成患;一方面,则为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号以煽动农民造反,带来了至为有利的农村社会条件。处于外患内忧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时改善与解决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早在北伐开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广东试行二五减租,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试行二五减租。一九三零年六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规定全国人民土地所有权平等;根据地值,赋税平等;促进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拥有土地;保护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等。一九三五年四月,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条,主要解决“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两大方面,49 奖励开垦荒地,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三七五减租”。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同时,还针对农业改良、水利兴修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进等做了不少的工作。50 一九三七年二月,政府订定五年经建计划时,就决定于第二年完成土地登记,以作土地改革之准备。乡村的建设运动,亦在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号召和推动下,初有发展。然而,这些土地改革的纲领,农业改良的工作和乡村的建设运动,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均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当时外患内忧齐相压来的中国,除浙江等少数省份外,均无法得以广泛的推行,从而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后来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先机。
  五、在军事建设上,面对着“外患悖悖内向”,中华民国亦不得不在现有条件下和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和加强军事建设,从而对全面抗战的爆发做出了相当的准备:不但训练了陆军,同时也发展了海空军;不但发展了军事教育,而且培养了大量的年轻军官。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二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参见下章)。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虽处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境地,但是,她在立国和建国上的成就却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后来有人称它为“十年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台湾史家在这方面也有较为平实的论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乱。袁世凯当政的时代,日事应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镇压国内的政敌,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轮流主政,把大部精力用在政权的维护上,也无暇有计划地从事国家建设。北伐完成后的十年,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张,各种形式的政敌环伺,国民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下,仍能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部分建设且获有显著成效,殊属难能可贵。此种建设成效,转用以对抗各派政敌和帝国主义国家,亦相当有效。这不仅带来了江西剿共的胜利,而且也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础。”51
  诚然,这样的评价是十分地符合实际的。但是,这样的评价,还不足以揭示本阶段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所起到的根本作用。这个根本作用,就是它在相当程度上仍继续坚持着的护国与护法的斗争,不仅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而且由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使得中华民国的国统既得以确立,中华民国的法统亦得以确认。中华民国由是而正走在民主建国的道路之上。中国国民党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本质。犹如一生爱共产党,厌国民党,曾作为周恩来统战对象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临死前因幡然醒悟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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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孙后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什么是新权威?顾名思义,就是“老权威”不行了,才会、也才需要一个“新权威”。但是,如果这个新权威所要维护的又仍然是老权威所要维护的,比如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那么,这个“新权威”就丧尽了“新”的意义,无非是“老权威”的再现、翻版和继承而已。相反,如果这个新权威,要建设和维护的乃是进步的新制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变的,乃是老权威所一心要维护的旧制度和旧秩序,那么,这个新权威,才在本质上成了真正的新权威。这才是“新权威”这个概念的应有本义。
  那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保卫和推进了中国国民革命进程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权威”呢?
  历史的事实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证明了蒋介石先生不仅是“新权威”,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即真正的“新权威”。
  第一、从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传承关系上来看,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并且,这个地位既不是由孙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专靠阴谋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蒋介石“救党”这句老话,实在是道明了这个新权威的本相。孙后中国国民党之群龙无首的局面,孙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挖心战术”之下已溃不成党的事实,孙后中国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阴谋家、反共元勋和有功之臣之争夺“领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乱,和他们或而揭竿反蒋、或而集体倒蒋的种种行径,以及蒋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挡不住”,而必请蒋复职的种种“逼蒋请蒋”之为,无不说明这个新权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艰难性、自然性和难以动摇性。虽然从苏俄顾问鲍罗廷开始,一切反蒋势力都曾把“新军阀”、“新独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动派”的帽子,一顶又一顶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赠送”给了蒋介石先生,但是,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是因为蒋介石要北伐,苏俄顾问才率先送了他一顶“新军阀”的帽子;更因为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进军,转瞬之间已解放南中国,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苏俄顾问、中共以及国民党中的亲俄派,才又把一顶“军事独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此后,在反蒋独裁的人当中,不仅有苏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权力的党中亲俄派,还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龙云等这样一些新旧军阀和地方军事势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独裁者们。他们数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蒋,其真正的用心,无非是要维护一己之私欲,膨胀一己之野心,反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罢了。至于一些曾为国民党、中华民国建立过功勋的“前贤”,他们作为“反共先觉”的功劳既不容否认,但他们种种“不让后贤”的做法亦同样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将苏俄和中共这些旷世未有的专制独裁者们,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独裁者、即残余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们,以及一些“前贤不让后贤”者们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行,全部当作是正确的,甚至借此而来判定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否定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新权威,或指蒋介石是一个“新独裁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诬蔑和指骂,才在一个相当长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内,使蒋介石这个新权威长期蒙受了“新独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蒋介石是否本质意义上的新权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来评断。而必须由历史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历史事实是:首先,从蒋介石的个人历史来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参加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一直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而效命在推倒满清和反对复辟的国民革命战场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维护旧政治、旧秩序和旧制度”的老权威,或是作为老权威之“翻版”的“新权威”。其次,从蒋介石的思想来看,他自始自终地认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倾心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反对苏俄的共产革命。当苏俄与中共诋毁孙先生,抛弃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时,他便挺身而出,以捍卫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当苏俄与中共诱逼国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坏甚至公然背叛国民革命时,他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击苏俄与中共,保卫和推进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当部分党人与民众对苏俄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兽”本质时,他又率先予以说服和批评。他不仅遵照孙先生的军政思想以建国,依照孙先生的训政思想以治国,而且本着孙先生的宪政思想,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积极筹备宪政,更于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勉力推行宪政。即便是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惨遭失败,却仍然遵循着孙先生的遗志,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致力民生发展,直至为台湾今日的民主与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现实与历史对他的评价来看。首先,是底定广东、胜利北伐和统一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才使得人民迅速认识并承认了蒋介石的新权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领导的荡平新旧军阀叛乱和围剿中共叛乱叛国的战争,由于它是在政治上继续护法反复辟、在军事上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因此它才不仅具有正义性和正确性,而且也正是历经“两面作战”的胜利,才使得整个国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统一与建设的局面,更为嗣后的全面卫国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而使处于内忧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一个“新权威”的历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月刊》就曾这样说道:“多数的民众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53
  这一段话,不仅道明了蒋介石先生在当时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蒋介石当时有所谓“独裁”的倾向,人们亦将他认作是“善意的独裁”,从而赋予他以“新权威”的本质意义。至于嗣后全国人民对张、杨发动阴谋武装政变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情绪,和蒋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时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狂欢情状,特别是蒋介石坚持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更使得这个“新权威”的形象,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了。
  诚然,这一光辉,也如同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伟大史诗一样,因为蒋在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却已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中,抖落着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认识着这个“新权威”的真正历史形象了。这,大约也是苏俄、中共以及一切为私欲而反蒋和叛蒋者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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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与破坏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恶,源其最大目的,无非是要灭亡中国;终其最大的破坏,则为十四年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正是这一场侵略战争,不仅使我们的祖国受尽被侵略、被欺凌的痛苦,而且使我们正处于民主建国阶段的祖国损失惨重,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绝处求生和夺地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毛泽东那一句“要给日本人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的无耻之言,和周恩来那一句“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革命至少要推迟五十年才会成功”的卖国实话,无不证明了中共大陆江山乃是得自于日本,而非得自于国民党这样一个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十数亿中国人民才会异口同声地悲叹:“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共产党的成功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无边苦难。”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才将北伐胜利与和平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毁灭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手中。这既是历史的一桩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全中国人民所欠下的永恒欠债,是日本国永远也无法抵赖和永远也赔偿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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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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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但是,这一正确国策却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诅咒和谩骂。这自然是因为“先安内”的决策,实在是击中、更击痛了中共“图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阴谋,更使得中共在国家逐步获得“内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来越失去了叛乱、叛国和“革命”的条件。政府军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固因两次对日抗战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负重而签订的“何梅协定”,07 却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因此而亡“苏维埃共和国”,并为了投奔苏俄而辗转逃窜西北,濒临旗倒人散的绝境。如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国策,实因它深怀切肤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对这一正确国策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却在“外患内忧荡然不存”的绝对和平时期,极端地和持续地推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党策”(参见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国敢于再一次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则和平时期就在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将一定会“先安内而后攘外”,并将为了“先安内”,而不知又要杀掉多少无辜的生灵,就更不用说还会容许国人去建立一个“附俄乱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了。08
  时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之外患内忧齐相逼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敌”这样一个至理,为不至于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乱而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尽解之的常识,而在日人侵我、军阀叛我、苏俄坏我、中共叛国的交相煎迫之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意在肃清或举枪以反叛、或横刀以割据、或竟敢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的内奸,以造成“统一方能御侮”之真正团结抗战的局面,难道竟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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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蒋介石决以对日“和战并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诚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中华民国政府军、即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的浴血苦战,乃使所有曾经指责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积极抵抗”的诬蔑不实之词,立即烟消云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责,如前所说,提出指责者,一是企图借抗日之名而叛乱和叛国者,二是对政府的“和战并用”决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为中共所着意串连和煽动起来的所谓民主派及年轻学生。09
  但就历史的事实而论,是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决以“和战并用”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后的中华民国,诚处于“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图巩固与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故,为了和平,就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而要制止战争,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采取请“国联”出面斡旋和派代表与日本谈判这样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已经指出,芦沟桥事变之后,胡适之先生就曾对决心要付以死战的蒋介石先生建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10 显然,这既不是妥协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为尽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尽一切力量以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双重目标所致。是历史上和国际上所惯用不腻的手段。
  二、如蒋所言 —— “我们是弱国,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忠实的估计。”因此,一方面应该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应该将“任何解决均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 这就说明“和战并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战,而是和为手段,战为根本。恰是因时、因势而既要避免战争,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决心付予一战的正确国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已明确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决,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卫,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我们国民的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曾明确表示要“暂不抵抗”,一是为了“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目的是为了“准备好了再干”。15 欲如是,无非因为一是国弱,二是国乱,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祸”、即“俄祸”。四是要为抗战尽量地做好思想、物质、军力等各个方面的充分准备,五是要尽量拖延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以使得我国抗战能够与国际战争“接轨”,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体,从而赢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为“和战并用”的决策,是出于蒋介石对日本和对本国均有忠实估计的结果,所谓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才该打即打,该和即和。和为手段,打则为根本,“应战而非求战”,并且忍辱负重,甘唱白脸,以“国人要打、政府要和”之双向策略,来对付日本,诉诸国际。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就曾将分别驻扎在京沪和京杭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五军,命张治中率领赴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却又将抗战的荣誉尽付十九路军。八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史家曾对此详细地叙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蒋)曾致电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虽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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