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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会议,由张人杰和谭延闿分任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谭代理(原由汪精卫担任)。七月六日,蒋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
  “整理党务案”提出后,据一九八九年前中国大陆史家称:“原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之中,共产党员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组织部,最多时,在二十九名部员中,就有二十六名共产党员。在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级党部进行了新的整理与改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中,最多不过占三分之一。”41
  蒋介石提出并获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其巨大意义在于:首先是夺回了国民党自身的最高权力,和“一大”以来为共产党所迅速窃夺的组织部权力,以及部分地方党部的权力,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权,从而保证了领导国民革命的决策权,特别是决定北伐的权力。虽然苏俄与中共为逞其私欲,仍然坚持反对北伐,却已不再能改变国民党志在领导与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动和领导北伐的决心。
  六月四日,中国国民党在苏俄与中共的一片反对声中,召开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战斗序列和集中湖南计划。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根源,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暴虐……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之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七月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
  应该说,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历史愿望,终于在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人的推动和决策下,以自己训练出来的革命军队作主干,开始付诸实行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山舰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师,短短的三个余月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为保护国民党的党权,为坚持国民革命方向,为决心发动北伐,而反击了苏俄和中共的僭权和篡权,则孙中山先生的历史遗愿和全国民众所一心向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于短短的十个月之间,就能够解放南半个中国,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会改变成什么样的性质。这无疑是蒋介石保卫、领导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又一巨大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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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决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权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自北伐出师到国民革命军解放南半个中国的短短十个月内,因为苏俄与中共曾施展种种阴谋和手段以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是,蒋介石与一大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乃不得不于北伐胜利进军之中坚持“两面作战”,才能保卫北伐和坚持北伐。
第一、蒋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说,蒋介石了解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燎解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性质及其欲染指中国的野心,因此,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当他眼见苏俄与中共不仅公然窃夺国民党党权,而且公开要诱逼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甚至已经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煽变成所谓工农运动、即“共产暴民运动”的中心时,如果说,他坚持提议北伐,并要求及早实现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以“竟辛亥之功”,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来摆脱广东国民革命正在被诱逼成共产革命的“困境”,用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北伐,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去,从而造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这与他后来在北伐进程中,先建议迁都武汉,后建议暂驻南昌,最后为不使武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而决心“清党”,都是出自同样的苦衷。此外,由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北伐,又施以种种阴谋和手段来反对他、陷害他,所以,他对于苏俄与中共反对不成则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则加以破坏,破坏不成则乾脆决以公开背叛的逻辑,应该说已经燎然于胸。
  由是,他既不会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坚决反对他要求迁都武汉的缘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苏俄顾问鲍罗廷竟于四个月后又坚决要求迁都武汉的原因;和鲍竟敢以一个外国顾问的身份,于迁都的空隙在武汉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并执行最高权力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42 诚如中国大陆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迁都武汉,出乎蒋 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起关键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讲演中就曾指明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他们不过是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想把持党权的武器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礼的讲演中乃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从总理死了之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用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的事业……”至于苏俄与中共为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而从阴谋反蒋走向公开倒蒋的行径,他早已洞若观火,并对苏俄和中共强加在他身上的“军阀独裁”等等罪名亦曾公开揭穿说:“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发纵指示,造成种种流言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为所惑,遂以为中正真有所谓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倾向……。”44 其间,他还从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之根本理论分歧出发,对苏俄与中共要“直接打倒蒋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的根本缘由,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国民革命军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共产党人对于中正个人早有不满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蒋中正将来一定要造成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并且说,蒋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这些话是共产党人攻击中正个人唯一的焦点……我深知商界的痛苦,并没有比农工差的地方;并且更明白在国民革命期间,也不能离开商人而专使一个阶级来统治中国……我们国民党是本着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来革命的,完全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是要取消私有财产的,两党不同的最大一点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完全是求经济独立而来革命的。我们完全是要脱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解除民众的疾苦而来革命的……再明白些说,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农、工、商、学、兵各界的经济有良好的状况,也就是为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有良好的结果,这是我们革命的最后目的。”45
第二、蒋介石针锋相对
  蒋介石深知苏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夺与破坏行为的具体策划者和指挥者。因此,当鲍罗廷嚣张一时,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欢迎他赴汉的宴会上,突然公开袭击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工农、反对cp(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当时,蒋因亲共派徐谦“宣布立即散会”,才没有机会当场反击他,但第二天,蒋即抓住机会公开指斥鲍罗廷说:“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工农?哪一个领袖在摧残党权?”因鲍答不上来,蒋介石即义正辞严地指责他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也是一个赤色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46
第三、蒋介石致力团结本党,力劝汪精卫不要为苏俄与中共所利用
  因蒋介石深知苏俄与中共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蠹虫和敌人,因此,为团结本党,他既坚持原则,又能忍让和退让。当鲍罗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阴谋成立“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虽然深悟其奸,但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他不但极力容忍,而且于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进行。 而当汪精卫在中共“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的阴谋策划之下,终于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蒋虽深知汪回国乃是苏俄与中共的阴谋,但仍怀衷以报,既以总司令名义公开向全军将士发表欢迎汪精卫归国的通电,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时,他还在数次私下晤谈中,向汪陈述党情与国情,恳切告以为谋自共产主义者手中挽救国民党,而必须“清党”。并要求汪留在上海。而当汪支吾其词、暧昧不爽时,蒋又坚决地和一针见血地要求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47
  汪精卫虽然早已认识到“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48 但他是为“与蒋分权”而归,而非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而回。所以,几天后,汪还是突然在上海公开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从反面公开回答了蒋介石要他团结本党、而非破坏本党的劝告及警告,带着苏俄与中共交给他分裂国民党的“任务”,去武汉“俄国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蒋介石决心清党以保卫国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俄国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过免除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时,蒋介石鉴于“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问题”,因而他才向全国郑重发表申明称:“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卫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于不顾,决与苏俄顾问及中共同流合污,蒋介石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决心以中流砥柱之姿,与愤而要求清除共产党的蔡元培、吴稚辉等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一起,50 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瓦解武汉的“亲俄派”国民党中央,推倒武汉的“俄国政府”,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孙中山“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这一联俄容共的原则,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产党员朱德率众洗劫南昌江西省国民党党部,公开高喊打倒三民主义,公然践踏孙中山先生画象和撕毁中华民国国旗的同一天,在蒋介石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委在上海接受吴稚辉的请求,备文送国民党员身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要求一致“清党”。吴稚晖的报告称:《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曰:“……我们根据最近决议的精神,以党团监督政治,以政治监督军事方案,切实督责想做新军阀的人。倘若还要难为我们,那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来解决他。”本委员(吴稚晖)按:“乱麻即指国民党,快刀必是指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他们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办法……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这种无产阶级的人们,又是他们的猫脚爪,最后打尽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就实现清一色的共产世界……”
  会后,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解散东路军为共产党所把持的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四月六日,蒋介石鉴于上海共产党已于五日决议由工人纠察队发起暴动,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发生,蒋乃命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九日,蒋又发布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然后迅速切断与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陷于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装。南京事件主谋者共产党员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遂包围了为中共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逮捕了隐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
  四、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51 二是决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当第三国际为保存中共实力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时,中共领袖罗亦农曾狂愤地将电报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四月十二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十三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化名伍豪的中共领袖周恩来被捕后,因在两家大报发表“伍豪脱离共产党启示”而被开释。此即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五、当南京、上海已经进行“清党”之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遂聚首南京,在蒋介石主持下于四月十五日举行谈话会,议决“以南京为国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即武汉党部),取消汉口伪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后又于四月十七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原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代表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汉民发表演讲,呼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国民革命阵营”。同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文”,要求为完成北伐而“猛进”,并表彰蒋介石领导北伐的历史功绩。蒋介石遂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称“中正身负党、国重任,自当率我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汉口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并于五月再度宣誓出师北伐。
  七、南京国民政府为清除反对国民革命的苏俄和中共势力,乃发表对共产党干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员一百九十七人。并于五月十日成立“清党”委员会。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时实行清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欲将苏俄和中共驱逐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清党”决策,终于在蒋介石的坚决发动和坚持下,付诸实行了。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之所以能够取得迅速的胜利,中国国民党的清党和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重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面对着苏俄和中共大肆宣传俄国的共产革命,加速诱逼中国的国民革命,大张旗鼓地抢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甚至公然地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肯定中国国民革命而否定俄国共产革命、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树。这对于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基础和民主建国的根本目标,以坚持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并在“共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互信”,凝聚全国北伐打倒军阀的革命武装力量,反击苏俄与中共对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对伟大北伐战争的反对、诱逼、离间、破坏和背叛,直至决心将苏俄和中共的势力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阵营,均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第五、蒋介石发动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
  一、于中国国民革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军阀、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亏一篑的危局之下,是“清党”的决策和行动,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国民革命,消除了中国国民革命再一次被诱逼为共产革命的巨大危险。
  二、清党与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仅有力地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且使得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领导中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从而引发了汉方真正国民党人与国民革命军将士对于苏俄、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护共派,特别是对“俄国政府”的反对、反叛,直至分共的实现。从而为推倒武汉“俄国政府”,结束宁、汉分裂局面,赢得护国、护法的胜利,继续北伐打倒军阀,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三、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乘“联俄容共”而寄身于国民革命阵营的中共党人,驱除了凌驾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上,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俄式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并已给中国国民革命制造了巨大危害的苏俄顾问,从而揭穿了赤色帝国苏俄欲把中国变为其附庸和奴隶的野心,为其后十年公开剿除苏俄指挥中共武装叛乱和叛国,留下了思想和行动的有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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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领导北伐成功、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第一、蒋介石及时提议北伐、坚决主张北伐、决心挥师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广东”以后,蒋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呈“军政改革计划”称:“统一广东,以统一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乃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既定,全国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幸至,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事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准备也。”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对此亦称:“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急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理,改编军队应加以限制,向军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议。”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在广东国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开讲演主张北伐。他说:“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考察,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作军事报告,认为北伐条件已经成熟:“……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可以动员的人数有八万五千人,枪械也有六万杆;兵士的饷额有一定的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有改善;又有各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舰事件后十数日,蒋根据大沽口事件以后各路军阀和列强各国企图继续分裂中国的态势,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师北伐的要求。他说:“北方国民军退出京、津之后,中国形势会有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巩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俄在华之势力的扩张,故意欲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北伐……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于无疑;目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蒋由此一分析而认为,“北伐出师,必须要在上述所料状态之前,也就是必须在六月底之前,见诸实行。”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国民党中央决采纳此议,并于四月十六日举蒋为军委主席,六月五日通过“刻期北伐案”,由国民政府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于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蒋同时宣告:“中正今此就职,仅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孙先生留给中国国民党“北伐打倒军阀”的遗命,终于因蒋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坚决推动,而付诸实行了。
第二、蒋介石指挥一期北伐作战、解放南中国
  众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后南方革命军事力量北进打垮军阀武力,推倒北方军阀政府,结束军阀复辟混战,初步统一中华民国,夺取“护法”成功的伟大战役。这一伟大战役,初始如疾风暴雨,迅速地扫荡了南方的军阀势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长江南岸,解放了南半个中国。其间,盖因苏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坏,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后了整整八个月之久。然后,又由蒋介石亲自挥师渡江北伐,不足四个月便席卷黄河两岸,光复华北、西北,克定旧都。北伐获得决定性胜利。由是北伐乃分两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为第二期。两期北伐作战和数次战役,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为全国民众所渴望、所支持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蒋介石先生的敢于坚持与亲自指挥。因为如若没有他的敢于坚持,则北伐必半途而废;没有他的亲自指挥,亦不可能战略正确,军令统一。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艰险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证明。
  如前所说,蒋介石于一九一七年就曾数呈孙中山先生“对北军作战计划”,十年后,除北方国民军已退据秦、晋,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晋”以外,第一期北伐总战略,与十年前蒋的“对北军作战计划”几无大的变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蒋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总体战略方针略谓:“爰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针对当时三大军阀割据中国的整体态势,为不使吴、张、孙联合以对付南方革命军北伐,蒋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吴佩俘,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师后的八月十二日,蒋还亲自发给孙传芳“希望归顺革命阵营电”,以图集中力量首先灭吴,再绝孙、张。具体战略决策则是: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北伐的战略进程是:
一、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
  国民革命军于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七月十一日攻占长沙,北伐出师与湖南之役首获大胜。七月十二日凌晨三时,长沙五万人秉烛夜迎蒋介石总司令驻节长沙。此后肃清湘境的后期湖南战役,便伴随着武汉战役的展开而迅疾获得成功。
二、武汉战役
  此役是北伐军能否饮马长江的关键之战。作战对象是骄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军阀吴佩孚;战力对比则敌军数倍于我;作战环境乃关隘处处,易守难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蒋于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开军事会议,为避免孙、吴联合行动,蒋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张对鄂、赣同时进攻的意见,肯定了胡宗铎主张先攻武汉的战略,并于八月十二日在长沙亲自策定了攻略武汉计划,略谓:“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为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取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蒋还对作战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及各部队行动任务,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规定。55 然后,蒋于八月十四日下达作战命令称:“一、立即以主力沿长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铁路干线紧迫敌军;二、另以一部兵力,绕道长江上游,渡过长江迂回略取汉阳和汉口;三、命令第六军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敌后方黄陂;四、命令由归降之黔军改编的第八、第十两军从西侧攻入荆门和沙市,与第六军会师,沿京汉铁路西侧,夹击敌后方主战略线上之武胜关,以断吴佩孚北归之退路,逼迫吴不得不于长江南岸不利形势下与北伐军作战,以一举歼灭吴军。”56
  战略决策既定,武汉战役立即展开。第一阶段为肃清湘境的汨罗江会战。八月十九日拂晓,北伐各军受命于平江以东强渡各河口,驱逐汨罗江南岸天岳山一带敌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岳州、云溪、五里牌和通城,再强渡汨罗江,自湖南进入湖北,从而结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汉战役于焉正式打响。
  此时,蒋为抓住攻略武汉之战机,使败军无整顿之机会,乃下令曰:“一、右纵队沿长武铁路急进,直逼武昌;二、左纵队以主力于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汉阳、汉口;三、第一军以一部掩护左纵队过江,一部由长沙推进岳州;四、第六军随右纵队推进,掩护右侧背。”57 于是,武汉战役第二阶段全面展开,各军奋发,勇往直前,第四军已于二十六日拂晓攻抵汀泗桥铁道桥头。
  汀泗桥位于武昌南八十公里处,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沼泽连连,仅有一铁路桥孔为北进武昌的唯一通道。吴佩孚因视其为险关,而命令陈德邻、刘玉坤两将所部劲旅二万人守桥,且于二十六日设前线司令部于汀泗桥后之贺胜桥,以便吴本人亲自指挥。由此可知,若武汉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战役,则汀泗桥一战便为第一大硬仗。此桥不破,武昌不克,则华中不得,西北难期,西南不保,东南无望,所谓北伐,顿成空谈。
  汀泗桥攻坚战由第四军于二十六日拂晓打响,却为敌炽烈火力所阻,援军一师乃抵洛家湾,以加强铁道两头、两翼攻击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桥正面河水暴涨,北伐军乃作右翼迂回,企图于古塘角包围敌军。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北伐军更以三个团的兵力,肉搏三小时突破敌军,始占领汀泗桥东侧一带高地。二十七日拂晓,北伐军全线总攻击,激战二小时,又攻克汀泗桥东南一带高地,敌守桥主力沿铁路向咸宁溃退,另一部则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时三十分,北伐军又以一团兵力,强袭通过汀泗桥,且战且进,一克汀泗桥市,二克咸宁。吴敌退守贺胜桥。同日吴佩孚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桥。当之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于二十八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乃坚决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锺,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58 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59
  多少年来,中共各版本教科书皆称汀泗桥为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一个团一举攻下的神话,无非是一个若大的谎言。这大约也是八九年后一些大陆历史学家言汀泗桥之战时,已不再言叶挺独立团之缘由。
  武汉战役的第三阶段即第二大硬战,是攻克武昌城。北伐军二十九日克汀泗桥后,又于三十日克贺胜桥。九月一日吴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两个师于武昌炮台为第一线,二是增设秀山炮台火力,使其远胜于洪山炮台,以作第二线,欲死守武昌。北伐军因左纵队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并自九月三日发起第一次攻击后,围武昌城计四十天,发动攻击凡六次,终于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顽敌刘玉春部三万人。武汉之役至此结束,北伐军由是而获得能够西守、东进、北防和南保的战略地位。蒋于武昌攻坚战中曾数次亲临前线指挥,虽身置敌秀山炮台射程之内,亦为左右将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战役
  吴军在汀泗桥的失败和北伐军直逼武汉,既使吴佩俘主力遭遇重创,又使东南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有唇亡齿寒之感。因此,孙乃乘北伐军兵进武汉,与吴军相持不下之际,冒险西犯,于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任援赣总司令,驱大军于江西,一欲牵制北伐军攻击武昌,二欲抵御北伐军东进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汉之役未果之时便拉开了战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因北伐军正值攻击武汉时期,蒋为除武汉攻略的右侧翼威胁,乃急调右翼第二、第三各军所部开赴江西,乘孙军集结未绪,于九月六日展开对江西的总攻击。当日下萍乡,迅疾控制赣南,十九日在南昌学生及民众帮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阶段,因孙军全力反攻,北伐诸军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御南昌而殃及武昌,蒋乃决定北伐军于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蒋本人及总司令部亦于九月二十三日移节江西宜春,为确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复计划,并于二十四日向各部下达攻击孙军命令,二十五日分别命第二军等攻击当面之敌,三十日又令第二军先灭新赣、永修方面之敌,再进击樟树,至九月底,基本扫荡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之敌。十月二日,破敌于万寿宫,蒋遂移节高安,亲临南昌城下督战,险为敌人所乘,曾亲自指挥卫队杀敌以脱险。四日,蒋又于奉新行营命令各军克樟树、丰城,肃清南昌四周之敌,始围攻南昌,激战数日不下,因虑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围。第三阶段,因武昌终克,南昌已成主战场,蒋于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战方针为:“我军为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决以主力集中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并先以一部肃清抚州方面之敌,尔后再求南浔路之敌主力攻击而歼灭之。”60 二十七日,蒋又于高安行营下达向南浔路总攻击令,要求各军“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行动,务于十月三十一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完成攻击准备,依时向所担任目标攻击”。61 同时,为激励士气,乃发布阵前之训令称:“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孙传芳尤为现时军阀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之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致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逆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需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可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遗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蒋命令北伐军对南昌发起总攻,右翼围敌于南昌,中央与敌鏖战于刘行、乐化,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不数日便击溃南浔路敌主力,七日攻占南昌城。至此孙援赣之师殆尽,北伐军遂定江西,蒋亦于十一月九日进驻南昌。南昌之役虽一波三折,终宣告胜利结束。
四、福建之役
  当北伐军进攻武汉、孙传芳大举援赣、北伐军分兵讨赣之时,闽敌周荫人又受孙传芳之命,由闽西起兵犯粤,欲一举而下潮、汕,图袭击广东革命根据地,牵制赣南北伐军北进,策应南浔路方面守势。对此,蒋同意第一军遵“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实行攻击乃最佳防御”之战术,并致电何应钦称:“知粤东情势,非进攻无以制敌,乃同意何军长意见,电令率军如闽,击破闽敌,以平定福建,解救闽民。”62
  十月下旬蒋断然下令第一军攻击闽、粤边境之敌,恰周荫人第二军曹万顺、杜起德两个旅输诚,何应钦遂亲赴三河霸与乞降军谈判后受降,然后于十月六日率第一军离粤攻闽,连克永定、漳州、长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后因敌海军投诚而使敌全线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军进占福州城,收容建民军。周仅率残部逃往浙东,闽局遂定。
五、东南战役
  北伐军下长沙、克武汉、占南昌、定福建的战势,既已席卷整个南中国,此时,孙传芳亦只能求助奉张的庇护了。十二月一日,张作霖自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并任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司令,总司令部设天津,裨能进退两宜。同时联络吴佩孚,以图与北伐军相峙相抗,退可据守关外,进则逞统一北方之心。
  面对此一局面,蒋介石在闽局未定之时,即于致何应钦电中道明了他对于整个局势的分析:“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思引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之名义,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迫近潼关,奉张吃惊,比对南军更急,必先制裁西北军之如豫而后才能对南。惟西北军无急如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嘱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明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于这一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蒋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下一阶段北伐的基本战略谓:“我军攻克南昌后……以先攻略杭、沪,击溃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与皖西;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与皖北方面,策应长江下游主力之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进出洛阳、郑州,与我豫南部队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主力,以利尔后之作战。64 同时改编北伐军为东路、中央和西路三个方面军。东路军何应钦为总指挥,进军沪、杭、宁;中央军蒋亲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李宗仁江左军,分沿长江两岸进取南京;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以联络陕西冯玉祥国民军,伺机以取河南。”
  战略既定,东南战役遂以展开。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根据作战总方略和蒋介石的一份又一份电报指示,东路军即击破龙游附近之敌,二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于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上旬分两路续向淞、沪及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二十日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于二十一日连克淞江、苏州、上海。孙传芳主力及直鲁军一部被歼大半,残敌纷向江北逃窜,沪杭地区被北伐军全部荡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又称:“在东路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下达的电报指示有三十多件,对许多战事均作了具体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当福建残敌窜浙时,蒋曾电何“北军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入浙与孙联络更堪顾虑。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决,万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北伐军有四个军由赣入浙,定于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严一带时,蒋又电何:“由闽入浙部队,亦应于此期内,到达衢处一带。我军第一军除独立第四师外,再留三团于福州,余皆入浙,如能由海道运输,可在台州之海门登陆,因宁波太近杭州也。否则,余第十四或十七军由浦城经处州到兰溪或温州,消灭周荫人部,并与衢州部队联络。而兄则先到衢州本部指挥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参谋长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而受东路总指挥命。兄从速入浙。”68 翌日,蒋又为东路军亲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队,最好能派一部由闽东直入温州,扑灭周逆,由闽北进处州部队之主力,即可迅速向兰溪或浦城前进,加入本战。”69
  东路军攻浙途中,因阎锡山密报“奉军已动员,决于删日前渡江,鲁军主力已向陇海移动,奉鲁联军企图解决豫局”,蒋乃立即电令何应钦、白崇禧、程潜:“于此期间,我东路及中央军以先定东南为唯一任务。东南定,则海军必可归来,武汉当可巩固。东路军与江右军应于删日以前照预定计划齐头并进,切勿迟缓。”70 为不误战机,蒋亦一再电何、白,请他们随时决策,并称“中不遥制”。
  对于蒋介石亲自指挥东南战役中之江右军作战,八九年后的大陆史家亦称:在江右军的进军过程中,蒋介石曾给江右军诸将领发了十几件关于窥取浙皖的电报指示(在《自反录》中编入)。蒋先明确指出:“耖前进皖南,占领祈门、徽州,直入严州,截敌侧背,一面威胁芜、宁,使正面进展容易。”后又电令程潜:“在直鲁军尚未渡江之前,从速猛进,确实占领南京为要。”71 在蒋的直接指挥下,因江左军与北路军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进,以阻止直鲁军南下,从而造成了东路军与江右军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军遂于三月六日克芜湖,十七日克当涂,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蒋的周密指挥之下,势如破竹的东南战役由此而胜利结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声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军克南京后,虽然南中国已定,然而,由于宁汉分裂,实际是武汉“俄国政府”与南京中国政府之严重对峙局面的出现,不但使国民革命军随之出现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现胜利出师以来从未有过的危局。当是之时,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虽然已经挥师渡江北伐,并曾胜利完成扬州、仪征之战,安徽明、蚌、徐之战,不仅肃清了皖、苏两省长江北岸,包括宁、沪北岸的军阀,而且已将敌人追逼至鲁南地区。其间,如果宁、汉不曾分裂,国民革命军仍为一体,北伐军依然为蒋统一指挥;如果一年来乘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西出陕甘、进占中原、平定襄樊的冯玉祥国民军,亦能同心协力、共同北伐;如果汉方的唐生智不因苏俄顾问挑唆、武汉政府不宁、中共叫嚷要南伐广东和东进讨蒋,竟卒然于河南还师湖北,并命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东下进窥安徽与江苏,谋图颠覆南京政府;特别是在汪精卫已因惧共而“分共”,鲍罗廷亦被驱逐回国,宁、汉亦由分裂而走向汉向宁合之时,夸夫死权的汪精卫,如果不唆使怀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对蒋演出了一场“请总司令自决去处”73 的逼宫戏,造成了蒋的“立决下野”;直至造成蒋介石下野后仅五日,军阀败将孙传芳即从浦口以东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近郊龙潭和栖霞山,对北伐军施以“南伐”与“倒算”,使京畿顿成危局;则第一期北伐的尾声势将成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虽然北伐诸军死战以守南京,并获胜利,然而,它却成为北伐进军中唯一的一场“保卫战”。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颇具悲剧意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第三、蒋介石指挥二期北伐告成,赢得护国护法胜利 —— 统一新中国
  二期北伐胜利的前提,是蒋介石复职。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蒋曾发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国各地报纸即开始满载着各地民众、各种团体、各军政首长等一致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电文;各地民众甚至公开集会,要求蒋总司令打消辞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国各军,称“此次蒋介石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慰留”。蒋辞退后,因军阀威胁日渐,中共叛乱日亟,由宁、汉、沪三方拼凑的“中央特委会”担待不了,各方函电交驰,竞相要求蒋复职,蒋自日本还沪后,各党政要员,连阎锡山、冯玉祥都纷纷赴上海促驾,十二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乃齐集上海,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一致议决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遂于一月五日宣告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除立即颁布文告,申明国民政府将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外,并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后,一是重新划编军队,任命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蒋自兼新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五月十六日鲁南会战结束后,又成立第四集团军,任李宗仁为总司令。
  二是针对张作霖安国军“以守为主,以进为辅;期先下山西,然后向南拓进;进若不达,则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怀来,四退关外自守”的分步战略,蒋介石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分析:……在敌方,则以山西位于其右侧背,牵制其南进之师,不得不以解决山西为要着。在我方,则因山东向我突出,抵制苏、皖之师,我非攻取山东,无法使一、二集团军取得紧密联系,从津浦、京汉两路并肩前进,解三晋之危。……故总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东,使我一、二集团军战线,推进至胶济路高唐、南宫、石家庄之线,以与晋军取得联络,形成合围之势。……此诚无异将敌军加以包围……敌若同时应付各路,则战线漫长,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专攻一点,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敌陷于内线作战之不利……复次,我军在曹州、济宁、大名同时发展,可以横截津浦路敌直、鲁军为三段,而将其各个击破。74
  三是基于这一战略分析,蒋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发布“二期北伐全军总方略”谓:国民革命军为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参战各部队于四月某日(日期另电决定)开始攻击。本北伐前、后两期,前期需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 —— 清河南宫 —— 石家庄之线;后期需进展至山海关 —— 承德 —— 多伦之线。第一阶段,…… 首先攻占济南 …… 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阶段,迅速北渡黄河,沿京汉路猛攻河北,进取石家庄;第三 阶段,各军分沿京汉线、津浦线及两线东南地区急进至京绥路,会师京、津,同时向榆关(山海关)、承德、多伦进击。75
  各集团军作战任务亦明确为: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作战,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作战,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京汉线西面作战,第四集团军建制后则西上平定湘、鄂之叛军,然后沿京汉线北上,经郑州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与第三集团军协同作战,以会攻北京为总目标。76
  四是为夺取二期北伐的胜利,蒋还于北伐渡江出师前后,发表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致后方将士书》、《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将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国民众文》和《告友邦人士书》等,不仅宣告:“中正受党、国委托,统帅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团军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77 而且号召:“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爱民,毋负民众希望,慰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告友邦人士书》还特别宣称:“中国革命终必达成功境界,有以友谊匡持扶助者,中国人将永感之,若以无理之干涉,障碍其革命,则必徒召中国国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蒋介石率军挥师渡江北伐,北伐军遂连克台儿庄、郓城、韩庄、枣庄、兖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济南。因日本军队图阻我北伐,再次借口护侨而出兵占领胶济路和济南,蒋一面令北伐军严守纪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等与日军交涉,未料日军竟残杀蔡公时以辱我。蒋乃含悲忍愤,痛申“誓雪五·三国耻”,78 同时命令军队“绕道黄河”,继续北伐。由于各军衔命协同作战,79 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家称:“二期北伐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进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指令。仅据《自反录》上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电》有十四件,《渡江北伐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电》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个集团军协同作战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其时曾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曰:“……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集也……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蒋介石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殷切期望。孙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因有了他这个中流砥柱,而终于完成了北伐大业,赢得了十一年“护法”、即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胜利。更在北伐进军中,坚持两面作战,粉碎了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和背叛北伐,欲变中国国民革命为俄式共产革命,欲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夺取了新一轮“护国”的初步胜利。并于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东北易帜,使由孙中山先生所缔造的中华民国,始获初步的统一与和平。蒋介石先生之功在历史,千秋而不能讳。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在他“表面骂蒋、暗中颂蒋”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不仅小心翼翼地说:“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赞颂蒋介石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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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蒋介石背叛了谁家的革命?
  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书目上,都印着“蒋介石背叛革命”这样一个赫然的标题。而任何一本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亦都在这个标题之下,称“中共领导北伐成功,大革命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这却是一个弥天大谎和欲加之罪。因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就没有失败。第二、如果国民革命失败,便没有中共领导北伐的成功。因为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北伐就是国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胜利进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称国民革命失败,无非是要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为手段,妄称国民革命失败以掩饰共产革命的失败,由是它才需要制造一个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谎言,来充当自己失败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坏和背叛国民革命的败绩。
  当我们对中共已经重复了千次万次的“历史性谎言”,在逻辑上稍加清理之后,我们对蒋介石究否背叛过革命, 和究竟有没有背叛过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论证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作了一个简约的介绍。然而,正是这一份极为简单、又极为明燎的“履历”,一是证明蒋介石投身的乃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证明他非但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一心相与的中国国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作成了她的领袖。所以,指蒋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参加和推进的中国国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桩赤裸裸的栽赃。
  第二、蒋介石除参加由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 —— 中华革命党 —— 中国国民党以外,就不曾参加过其它任何党派,尤其是作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如前所说,蒋介石作为一个同盟会员,一个国民党人,他忠于信仰,坚于职守,功勋卓著,更无背叛之可言。蒋介石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革命者,则同样是在忠于自身信仰、坚于自身职守的前提下,为坚持三民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为保卫国民革命而反对共产革命,为保护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是举世所知的反共先觉之一。由是可知,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敌人,却被共产党指为“背叛”,则“叛”从何来?
  第三、中共指蒋介石“背叛”革命,还有一层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蒋介石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谓三大政策,乃为苏俄与中共所造,本书已有证明,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孙先生“联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孙先生亦向有采取这一做法的原则。孙先生一再申明的“共产党要反对国民党,我就要开除共产党;苏俄要支持共产党,我就要反对苏俄”的话,以及孙先生在实行“联俄容共”做法之后,曾一再坚持表明的“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坚持民权革命,反对阶级专政”和他“坚决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态度,便是“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在这些原则下,苏俄若真心助我国民革命,则联俄;苏俄若违背了此一原则,要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国的共产革命,则必须抗俄。同样,中共若真心参加国民革命,则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参加国民革命,以行共产革命,直至公然反对和公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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