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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些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的问题。我的看法是:(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继承。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原名《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收入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7年再版。[1]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结束了国共合作局面,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声称它的政治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即是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1928年6月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以党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20世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运用苏联模式的开端,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孙中山在从事长期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政党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以议会政党竞争的形式,组织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强调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党员尤其要绝对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和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这样,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就由主张多党制转变成了“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政党政治两阶段论。
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已对中国实现直接多党政治表示了严重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实践一党制的具体经验,无从加以仿效,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实际上已搁置了“以党治国”的设想,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尽力争取西方国家,尤其是他所称之为“民主之母”的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对美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回报,孙中山多次表示,中国将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民主在中国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燃起本来就持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看法的孙中山对一党制的强烈兴趣,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然而俄国一党制却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18年开始,孙中山就与苏俄政府及其代表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苏俄政权的稳定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道统”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林,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复向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义,而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对苏共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
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6页。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按照苏共的模式正式改组了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但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1924年后,国民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要职控制国民政府。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党在军队中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1928年后,国民党保留了广州武汉时期的大部分党治形式,但又对其作了重大修正,逐渐形成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国民党党治国家的模式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1928年的国民党虽然在结构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党制”为工具,竭力突出自己的地位,掌握了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绝对权力;蒋介石还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革命使命感”;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使国民党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员的效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在中国成了国民党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工具。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先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有效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
北伐结束,国民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国民党的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
面对这三方面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企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45页。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广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鼓吹“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宣称,准备“以有组织之努力”,“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1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4页。至此,明确把“安内攘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国策,试图以此来确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权威,造成一个所谓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环境。
30年代初、中期,在“以党治国”总方针指导下的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虽在局部领域获得进展,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严重困境。
1927年后,国民党把中共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以武力消灭之。参见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174页。从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军事“围剿”,和对鄂、豫、皖、湘鄂西等中共区域的武装进攻,使中共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机关和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1927—1932年,中共高级干部18人,中级干部80人,低层干部和党员1
国民政府对待日本进逼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损坏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权威,造成大部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严重疏离,导致产生了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的信心危机。获得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口号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面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蒋介石虽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剿共”的目标难以实现。一则对共产党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肃清”。中共武装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其他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1935年后,中共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反共就不能使中苏关系获得改善,也达不到以苏联抗衡日本的目标。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军事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1月爆发福建事变,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即便暂时镇压了中共,地方实力派也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的困境证明,“以党治国”并不能最终实现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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