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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
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
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意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本文为作者在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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