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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政策设计和经济方面: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11月成立了旨在改善国民党与各级知识分子关系的,由钱昌照、翁文灏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参与有关国际关系、军事政策的设计及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计有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等人。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国际关系、军事的研究而转入经济建设领域的调查、开发等实际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任院长,下属9个部长中的3个由技术专家担任,分别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三十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名流、学者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
  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
  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选召一批技术型专家参与外交和经济事务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置疑的。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和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职务,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一向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12年蒋介石在东京《军声》杂志上撰文声称,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后,虽然对苏联东方政策多有不满,但对苏联建党建军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1928年后,蒋介石在公开反共的同时,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地攻击英美民主主义。1931年5月5日,在国民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了迄今唯一一篇可查考的称颂法西斯主义的讲话。蒋介石称“法西期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依法要求国民之任何之牺牲”,鼓吹中国应加以模仿。对于孙中山关于训政6年的遗训,蒋介石内心并不想遵守,他曾对其亲信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的时间来领导国家”。在蒋介石授意下,一鼓吹批法西斯主义和“领袖至上”的刊物纷纷问世。复兴社分子与CC分子在《前途》、《社会新闻》、《中国文化建设》、《青年战争》、《复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赞美德、意法西斯的文章,抨击英美民主主义、功利主义软化中国青年,造成国人意志涣散和国力的日渐衰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倾向受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欣赏和关注,墨索里尼宣称,中国实行的政策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同的只是形式和细节,但基础是相同的”。
  内心羡慕集权制度的蒋介石,之所以作出开放政治的姿态,同意接纳少数专家参政,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内民主化潮流的压力。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少社会基础的少数人的个别愿望,政治民主化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中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部分知识分子基于理念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外,三十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共御外侮的呼声日趋强烈,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结束党治、尽快实现宪政”的政治活动。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四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宣布开始筹备宪政事宜,蒋介石才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舒解缓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少数专家参政虽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参与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毕竟使得社会经济领域的运行条件有所改善,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环境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南京十年,国民党虽然对苏俄革命专政的部分形式作了表面上的移植;但其核心层面仍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完全操之于蒋介石的个人手中。由于国民党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其政治动员功能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体制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化意识形态也难以社会化。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党纪荡然,而实际统领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这就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因而它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是来自社会各阶层人民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的支撑。历史曾给予国民党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理想的机会,但是事实证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统治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未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少政治创新能力,因而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发生严重的冲突。尽管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在若干领域内取得成就,但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因素也在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参见《东华续录》卷四十七,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六,第20—21页。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需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分,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553—557、第494—495页。
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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