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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第4期。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再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原名《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8—640页。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参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2年6月12日。《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不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申报》1932年4月2日。《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江苏同乡会痛斥党治之失》,载《申报》,1932年4月20日。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参见丁文江:《中国政局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为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
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会的自由,并在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呼应,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1931年12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继何香凝后,李烈钧、邹鲁、覃振、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6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作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页。“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
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⑦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211页。
人民对国民党的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招致中国“其力乃不敌一蕞尔小国”。
孙科指出,“欲挽危亡”,不仅国民党要加强内部团结,“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国民党应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方式尽量发表政见主张”。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页。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
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61页。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唯一使命”。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载《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误国之咎”。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1)于1932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2)于1933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3)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⑦
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孙科的宪政主张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
主持起草《五五宪草》
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他的结束训政,加速实施宪政的主张一问世,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孙科的宪政主张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舆论界对孙之主张多给予“同情的批评”,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9页。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反对的议论。
国民党内反对结束训政的主要代表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但是两人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区别。汪精卫是公开持反对态度,蒋介石则比较隐晦。
1931年10月,当孙科在宁粤和谈期间,第一次表示了自己关于结束训政、实行民治的观点时,就遭到汪精卫等的强烈反对。汪精卫认为,“无党则无国”,放弃训政,必然导致危及党国。当时汪精卫与孙科“反复辩难”。陈茹玄:《增订本中国宪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1页。12月,中国青年党代表向汪请愿,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遭到汪精卫严厉指责。汪声称,“国民党的政权是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的,绝不轻易示人”。参见沈云龙:《抗战建国之中国青年党》,第29页。1932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汪精卫回避全国各界呼吁结束党治这个紧迫问题,宣布会议只有三个议题,即“御侮”、“剿匪”、“救灾”,《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6页。反对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汪精卫十分勉强地声称,他虽“原则上赞成宪政”,“然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不要退到1923年的形势”。季廉:《宪政能救中国?》,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汪精卫的讲话发表于1932年4月25日。国民党一些高官甚至以民国初年施行宪政的失败,作为延长党治的借口。汪派人物梅思平说:“我们从过去北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压力愈大,他的腐化也愈容易”。胡适:《宪政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
对于汪精卫等的论调,民族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孙科均表示强烈不满。在国难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提出要求实施宪政,保障人民自由的提案仍有13个之多。《国难会议记录》,载《近代中国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8页。有100个代表拒绝出席国难会议,他们表示,除非会议能保障他们的完全自由,并允许他们讨论与国难有关的所有问题,否则他们将抵制会议。NorthChinaHerald,April5th,18th,1932
孙科对汪精卫等反对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观点,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也进行了批评。第一,孙科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孙科以苏联在宪政下国力不断强大的事例为证,提问道:“为什么俄国在宪政之下,就可以推行它的共产主义,而我们何以不能在宪政之下,推行三民主义,进行革命建设的工作呢?”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258页。
第二,孙科批评国民党内攻击实施宪政是“模仿北洋军阀”的论调是“陷于因噎废食之病”。孙科声称,“本党同志断不能承认自己是和北洋旧军阀相同的”。至于宪政,“不得谓其尝遭颠踬而终不令其尝试”,“不能以北洋旧军阀过去的种种失败,就说对于宪法我们也不能够再去推行”。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258页。
第三,孙科对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他认为,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决不能说宪法一经颁布,国民党就不能参与政权”。孙科断言,实施宪政,“国民党必能受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以更加巩固的”。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0页。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民主的巨大舆论压力下,兼之孙科的宪政主张具有维护国民党利益的明显色彩。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虽然内心里并不赞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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