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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调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8页。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外”的长篇总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日。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36、138页。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肖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71页。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成立之说。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1页。事隔几十年后,冷欣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况,当年涉及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9页。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力行社上述外围组织的有关章程均由力行社干事会讨论通过,其成立都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这些组织都有日常办事机构和经费供应,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到各种外围组织,至1938年计有成员约10万人。
以上是力行社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至于康泽所说(只有复兴社,力行社无活动),可能一是年代久远,撰写回忆录时手边无参考资料;二来在于力行社1933年后的大量活动,皆以复兴社面目出现,易产生混淆;三是康泽本人是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在撰写回忆时对自己活动稍有讳隐,其实,正如干国勋等一再强调的,自始至终,力行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机构,革命青年同志会是执行推动机构,复兴社“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见干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30年代力行社活动时,都深感缺乏档案资料的难度,于是康泽的有关回忆就成了考察力行社活动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家一直未对康泽回忆的准确性发生怀疑。现在随着干国勋等回忆的出现,我们始有可能对康泽的回忆进行辨析,并把康、干等回忆互相校订,不仅康泽、干国勋等回忆中的史料价值可以真正呈现,力行社的面目也有可能逐步明晰。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时期孙科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几经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以求揭示孙科的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特征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这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一、从反对联共到支持“西山会议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苏]纳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参见杨新华:《武汉反共与孙哲生》,载《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版,第181页。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黄季陆谈孙科》,《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台北:1978年,第284页。“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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